道光帝在北京宫内阅兵(设色版画19×13cm)T.Allom约绘于年

“上帝爱英国人吗?”面对这个想令其尴尬的提问，若阿娜·德阿克(JoanadeArc)等道：“上帝在英国的土地上爱英国人。”

“许多传敎士来拜访使团，其中有一个温文尔雅的葡萄牙人，他被皇帝任命为钦天监内欧洲人的首领，同时也是由葡萄牙女王推荐被敎皇任命的北京主敎。”(1)

这是乔治·斯当东(SirGeorgeStaunton)在其著名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对汤士选(D.Fr.AlexandredeGouveia)的一小段描写，该书于年在伦敦出版。

马戛尔尼勋爵(LordMacartney)的使团在旅行途中和逗留中国期间的另一个随行人员约翰·巴罗(JohnBarrow)，在其《中国之行》一书中也用几页篇幅描述了汤士选和欧洲传敎士在北京的工作。他对汤士选的描绘几乎与斯当东的一模一样。

“敎士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举止谦逊。”(2)

汤士选年出生于埃武拉(évora)。在葡宫廷内很有影响的贝雅主敎曼努埃尔·多塞纳库洛(D.FrManueldoCenáculo)的保护下，年轻时即加入了圣方济各第三会。波巴尔(Pombal)侯爵年实行改革之后，他成为科因布拉大学第一位数学学士，其后在里斯本耶稣修道院任哲学和数学敎师，年7月被任命为北京主敎。这个遥远的中国敎区设立于年，属葡东方传敎会管辖。

里斯本宫廷为汤士选的旅行做了周密的准备，赋予他重要的使命。他是去中国朝廷保护葡萄牙和澳门利益的大使。《对北京主敎的训示》年由曼努埃尔·穆里亚斯(ManuelMúrias)主持的殖民地出版社出版。

里斯本宫廷在对中国人的原则、政治、天朝官僚的运作、种族意识等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赋予汤士选无法完成的任务，尤其是维护葡国在澳门获得的所谓权利，除担任中国首都的主敎外，还建议他担任葡萄牙常驻中国大使。(3)

葡萄牙对汤士选的训示发出十年之后，同样不了解中国情况的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勋爵也带着完全不现实的建议和要求来到北京，其中一个是英国也在帝国首都派驻大使。

汤士选年1月来到北京时，看到一个用非常不同于西方基督敎世界的法律治理的大国，那里对外国人来说是个无法解开的述，甚至连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主敎也遇到了四位前葡萄牙耶稣会敎士，他们是神父高慎思(JosédeEspinha，-)、张舒(InácioFrancisco，-)、安国宁(AndréRodrigues，-)和索德超(JoséBernardodeAlmeida，-)。

索德超和法国神父贺清泰(LuísPoirot，-)是皇帝钦定的两名翻译，年在北京和承德(热河)陪同马戛尔尼勋爵的使团。就像我们下面所看到的，索德超以自己的方式促成了英国使团的失败。

抵达北京近两年后，汤士选将无法完成里斯本“训示”的情况报告给部长兼国务秘书马蒂尼奥·德梅格·卡斯特罗(MartinhodeMeloeCastro)。他在年11月3日写自北京的信中说：

在中国，习惯类似于法律，违反习惯确定的一点规矩就会被降职，触犯一点法律就会被处以长期流放，有时甚至被处以死刑。当今皇上才华出众，独自统治众民，使本来就生性怯懦又循规蹈矩的人民对其更为恐惧。官员们在皇帝面前战战兢兢，大臣们从不敢向皇帝提可能令其不快的建议，害怕因一点小错导致家破人亡。

对外国人的政策更为严厉。这里不允许一个外国大使或公使常驻，只允许使团短期来访。(……)那些借为帝国在数学、绘画与钟表方面效力的名义而被这里接受的欧洲传敎士，经常由于中国人无端怀疑他们有某种布道意图而处于被驱逐的危险之中。(4)

英国从18世纪中叶起就野心勃勃地想在中国拥有一个常驻机构。在广东的贸易不断增长，茶叶进口和来自印度的鸦片生意开始给敢于将船驶向远东的英国冒险家们和东印度公司的同乡们带来巨额的利润。印度成为英国王冠上的瑰宝，而中国则变成各种财富的宝藏。中国沿海的一些海港进入希望依赖英国的范围。英国觊觎澳门。(5)

阿莱恩·佩伊雷菲特(AlainPeyrefitte)在其《僵化的帝国》一书中谈到在澳门与“葡萄牙历史学家中最博学”的文德泉神父(ManuelTeixeira)的会面。他说：“按他所言，马戛尔尼勋爵出使的目的一是突袭澳门，二是打开中国的贸易门户。”

佩伊雷菲特借神父的口说：“英国人实质上很懒惰。小小的葡萄牙已在澳门立足二百五十年：英国人要么攫取另一个澳门，要么霸占我们的澳门。马戛尔尼仔细绘制了葡萄牙的防卫图。传敎士们不断察觉他的阴谋。我们总能同中国人相互谅解，但同英国人却甚么都弄不成。”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的结论是：“真是不可思议。”(6)

马戛尔尼勋爵出使时英国对澳门的企图真是件怪事吗?为何不理解葡萄牙对英国在中国海的出现自然会产生敌意呢?澳门和葡萄牙在中国的存在是否处于险境呢?其后的事件，尤其是年和年英国试图占领澳门的失败，证明葡萄牙所有的疑心都是有道理的。

年12月22日，马戛尔尼勋爵的使团还在来中国的路上(他年6月才到中国)，澳督花露(VascoLuís)向里斯本宫廷写道：“英国人再次向中国派遣使节，据说已任命梅卡丁勋爵(LordMacartney，原文如此)乘军舰直接去北京，并有两艘巡洋舰护航。不久前刚派遣一只常规舰队去广东，那里已有17艘舰只，其中一艘船上有三位专员来此常驻，负责有关使团的政治事务，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要求允许英国人在广东岛上定居是该使团的目的，一旦得逞(对此我毫不怀疑，因为在那个宫廷内我们没有人能阻止这项计划)，对澳门的这个邻居不可小觑，我们必须未雨绸缪。”(7)

请注意当时的澳督说的“因为在(北京的)宫廷内我们没有人能阻止这项计划”这句话。其实那时在北京有人正准备阻止英国人的计划，并且有些权力。他们是神父索德超、安国宁和主敎汤士选。

索德超曾是老耶稣会士，年起就在北京。在这个首都34年的生活已把他的行为和感觉方式“中国化”了。他担任算学馆和钦天监监正的重要职务(不是一般我们传敎士习惯自称的主席，这两个职务通常是由两个满洲贵族担任的)。索德超精通外科，是和珅的私人医生。和珅是“阁老”，相当于总理，也是乾隆皇帝的宠信，是皇帝之下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和珅对马戛尔尼勋爵的出使失败起了重要作用。在他身边，我们总能看到索德超。

法国神父钱德明(Jean-Joseph-MarieAmiot)是曾在中国传过敎的最杰出的耶稣会士之一。他于年写道：“一个外科医生通过行医为我圣敎争取到的保护者比其他所有传敎士把其所有智能加在一起所能争取到的还多。”(8)

索德超在北京宫廷里比其他人都强。他知道怎样为圣敎和葡萄牙传敎士的直接利益争取保护人。尚未给这位在复杂的中国宫廷内具有传奇经历的神奇人物写一部传记。(9)

安国宁神父也曾是耶稣会士，年和索德超一起来到北京。他也曾是算学馆和钦天监的监正，与满清大臣们的关系非常好。过去和现在一样，“好关系”极其重要。

北京主敎汤士选从年起担任钦天监监副。他巧妙地获得了宫廷大臣们的欢心，特别是他定期向大臣们提供自己从澳门和印度作为特权收到的巴西鼻烟(和鸦片?)。他还管理着敎区的大量财产。他习惯了，或者说别人让他习惯了向几乎所有与南堂和东堂这两个敎堂的葡萄牙人作对的大臣和官员们送厚礼。主敎住的南堂又称圣母敎堂，东堂又称圣若瑟敎堂。(10)

索德超，安国宁和汤士选受皇帝之命检验马戛尔尼勋爵带来送礼用的天文仪器。正是他们机智地利用各种机会挑拨离间，诬陷英国人。

年6月，另一个怀有完全相反目的传敎士出现了。法国前耶稣会士格拉蒙特(JeanBaptisteGrammont，-)年到中国担任宫廷乐师，他目睹了耶稣会的消亡，在北京的欧洲神父们的分裂、阴谋和沉默，并于年至年客居广州。这六年的接触，尤其是与在珠江之滨这座大城市经营贸易的英国人的接触，使格拉蒙特成为致力于英国事务的忠实朋友。

快到北京之前，马戛尔尼勋爵通过一名中国人秘密收到格拉蒙特神父的两封信。这位前法国耶稣会士表示愿意无条件地为英国大使效劳，劝告英使要密切防备使团官方翻译索德超神父，因为他是和珅中堂和皇帝的心腹。格拉蒙特断言，索德超将竭尽全力令英国使团无功而返。他说：“(…)如阁下愿意向陪同您的主要官员声明，希望让我随行作翻译和担任任何其他您认为合适的角色，并把这一切告知皇帝，那么我敢肯定，那个传敎士(索德超)将会名誉扫地，至少我有可能与之抗衡，摧毁所有那些在来自广州和澳门的信中提出的不利建议。广州和澳门是忌妒与丑恶的温床。”(11)

马戛尔尼勋爵在北京逗留期间，格拉蒙特对索德超和葡萄牙人的病态似的仇视与日俱增。但是法国神父很不走运，中国人和英国人都把他置之脑后。为中国皇帝效力的翻译和天文学家索德超和安国宁都被提升为三品蓝翎官员，几乎接近清朝的最高官职。其他翻译，如法国神父贺清泰，意大利神父潘廷璋(Panzi)和阿德欧达托(Adeodato)被提升为六品白翎官员。汤士选从年起即是六品官员(12)。

年8月30日，格拉蒙特神父向马戛尔尼勋爵通报：“……阁下宜了解您的好朋友们。葡人索德超以外科医生的名义来到北京，为补一葡人之缺进入钦天监，但他连最基本的天文知识都一窍不通。外科医生的天分使他结识了各种大人物。三个月前，他有幸给位高权重的宫廷大臣和珅治了一点小病，这成为他运气的源泉，使他敢于问鼎作阁下翻译的荣誉。如阁下能阻止他在热河担任翻译，他将很快失去其运气和荣誉。”“……此外，请阁下相信，我不是因仇恨或积怨才这样说这个传敎士的。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之间保持着最密切的友谊。但是友谊的义务是有限度的，不能与正义的义务相矛盾。”

在同一封信中，格拉蒙特还建议马戛尔尼勋爵向皇帝的儿子们和宫廷的大臣们赠送厚礼。他说：“最重要的是不能让索德超参与这些礼品的分配和赠送，否则将会给他提供一个最好的机会从中渔利，实现其卑鄙目的。我还想提醒阁下，贺清泰和拉乌斯(Raux)先生(法国传道会的高级圣拉撒路敎士)还不习惯社会生活，尤其是这里的社会生活。”(13)

那么，谁能习惯在那个社会里好好生存呢?是索德超和他的朋友汤士选主敎吗?

马戛尔尼勋爵很重视格拉蒙特神父的通报。首次见到索德超时，“大使相信了(格拉蒙特)所言属实。他是一个恶人，妒嫉除其同胞之外的所有欧洲人。”(14)

索德超对英使的冷淡毫不惊奇，继续作“阁老”中堂的影子。年迈的乾隆皇帝住在承德的夏宫，距首都公里。他在那里接见马戛尔尼勋爵时才知道英国的企图。索德超神父和贺清泰神父担任翻译，但不仅仅是翻译。

英国的要求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是对古老的中央帝国的侮辱。英国人的要求如下：1)准许英国人在舟山、宁波和天津通商；2)准许在北京设立常驻机构处理英国事务；3)在舟岛或其附近租借一块土地作为货栈和英国人的居住点；4)在广州或广州附近给予同样的特权；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关税，或至少将其降低到年的水平；6)除朝廷规定的税项外，禁止额外征税。

年10月3日提交的这些要求几乎立刻就得到答复。10月7日，马戛尔尼勋爵以乔治三世的名义呈交的要求全部被驳回，英国使团也被命令离开北京回国。这对英国是莫大的羞辱。英国等了五十年后才在鸦片战争中(-)羞辱了中国。最终获得自年就觊觎的广州附近的地盘，但不是澳门，而是维多利亚岛，该岛又叫香港。(15)

马戛尔尼勋爵离开两年后，荷兰驻广州代办、年代表荷兰出使中国失败的范·勃朗(VanBraam)获悉，就连马戛尔尼勋爵献给皇帝的最贵重的礼品结果都损害了英国的利益。“传敎士们(安国宁、汤士选等人)发现宏大的天象仪上有多个机件已经磨损，零件上的铭文是德文。他们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中堂(和珅)，曾与英使团在多方面发生冲突的和珅又上奏皇帝，告英国人奸诈狡猾。愤怒的皇帝下令让英国传团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16)

年，格拉蒙特神父没有忘记马戛尔尼勋爵和不久前的失败，也没有忘记葡萄牙人索德超和他的敎友，他们和他一样都曾是耶稣会士，他与索德超还曾一直保持着“最密切的友谊”。格拉蒙特给广州的荷兰大使写了一封信，此信的目的实际上与他给马戛尔尼勋爵写信的目的没甚么两样。他现在要为荷兰政府的使节效力，以便从一个欧洲强国的出使成功中为自己捞取好处，“对付”索德超。他再次出师不利。荷兰大使自己尚未获得中国朝廷的信任，只得把他草草地打发掉了。但格拉蒙特写给范·勃朗的信却非常重要，现将该信几乎全文转录如下：

那些(英国)先生们同所有仅从书本上认识中国的外国人一样，不了解这个宫廷里的规矩、习惯和礼仪。他们身边未能有一个可以敎导他们的欧洲传敎士。因此：

1)未给中堂(和珅)及皇帝的儿子们带来任何礼物。

2)拒绝行谒见皇帝的惯常礼仪，又未作出合理的解释。

3)谒见时所着的服装过于俭朴。

4)未留心贿赂管理使团事务的各类官员。

5)其要求未按中国习惯的口气和风格提出。

他们失败的另一原因(在我看来是主要原因)，是由于某传敎士(索德超)的破坏，他认为这个使团会损害其本国的利益，因而不断煽动对英国的不利情绪。

除此之外，皇帝巳入暮年，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到处都有秘密活动和阴谋，所有的大臣和皇帝的宠信们都在贪婪的攫取礼品和财富。(17)

马戛尔尼勋爵出使失败九年后，一支英国舰队停泊在澳门对开海面，准备登陆占领这个小城。恐慌的澳门议事亭要求援助，请生活在中国宫廷内的葡萄牙神父从中斡旋。我们再次看到索德超和汤士选直接与帝国的大臣们商谈。

二人合写了一份落款日期为年8月19日的长篇呈文给“中堂大人”，在许多问题中谈到了年和马戛尔尼勋爵的使团。

年，陆书福(LoShu-fu)在评论他发表的译自“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北京，)的这篇呈文时指出：“这篇呈文显示，马戛尔尼勋爵出使期间，宫廷内的葡萄牙神父们直接破坏了英国的利益，蓄意挑起恐慌，宣扬英国已在世界各地吞并许多地方，也有可能吞并中国的领上。”(18)

葡萄牙神父们的呈文说了些甚么呢?

具呈索德超、汤士选等葡人，谨为禀明：我等甘愿舍弃远在万里之故国，为中国之圣皇效力。居宫内多年，沐浴龙恩，无以报答，唯尽心竭力，以谢圣上知遇之恩。

近日，我等接获葡驻澳门检事之书信，知该城现处于危难之中，其结局令澳门民众万分忧虑，亦将对中国朝廷不利。

澳门之葡人素受清朝历代明君之恩泽，遵规守矩，安居乐业。

然与中国通商之各国中，有一称英吉利之王国，其国人在西方乃以性情狡诈虚伪著称。数十年来，英国处心积虑，图谋鲸吞一切，常佯以通商掩盖其不可告人之险恶用心。中国朝廷宽厚仁和，威名远震，以德政、谋略、实力庇护子民，致使英人之图谋至今未能得逞。

乾隆帝五十八年()，英人遣大舰前来朝贡，假意乞求多事，其意图非仅为利于通商，而亦欲谋求一邻近岛屿，以达其预谋之计。幸先帝(现为嘉庆)察其诡计，令英人无功而返。然英人未达目的，并不甘休，时刻寻机以获其所欲。

(……)先前英人借通商之名进入印度之孟加拉王国，将其灭亡。初始，英人借一小处临时居住，后引入大量人口与战舰，将毗邻西藏之该国吞并，此事在中国已有所闻。英人在其他地方亦用此计，若在中国达其企图，将致国无宁日。葡人定居帝国二百余年，从未令皇上猜忌不安。

(……)对此庇护之恩，我等感激不尽。

索德超、汤士选等恭叩崇安，伏乞垂鉴。(19)

杨平译

(1)乔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伦敦，，卷1，页。

(2)约翰·巴罗：《中国之行》，伦敦，年，页11。

(3)见《训示》摘要及安热拉·吉马良斯(?ngelaGuimar?es)在《特殊关系：澳门与葡中关系(-)》中的评论，里斯本，Ed.Cies，，页49。

(4)海外历史档案，澳门，第16号案箱，第46号文件，手稿。

(5)奥斯丁·科阿蒂斯(AustinCoates)：《澳门与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页78。

(6)阿莱恩·佩伊雷菲特：《僵化的帝国》，里斯本，Gradiva出版社，，页。

(7)海外历史档案，澳门，第16号案箱，第46号文件，手稿。

(8)钱德明神父于年9月写给贝尔丁(Bértin)大臣的未发表的信，BIF，ms，，巴黎，阿莱思·佩伊雷菲特在注释(6)书中引用，页。

(9)可供给他写传的材料很少。他于-年写给澳门主敎堂亚力山大·达席尔瓦·佩德罗扎·吉马良斯(D.AlexandredaSilvaPedrosaGuimar?es)的几十封信存于海外历史档案中主敎的分列文件里，在第8-12号箱，澳门，手稿。

(10)为了解北京主敎汤士选的传记，请参阅我以此题目在《历史》杂志年5月第期发表的文章。

(11)E.H普里特查尔德(E.H.Pritchard)：《北京传敎士书信》，T’ongPao，第2集，第31期，，页10。

(12)奇怪的是中国的资料也谈到这些提升。该文件在《清史录》卷19，页，说“索德超是他带去热河的翻译们及其他西洋人的首领。”

(13)E.H普里特查尔德：同上，页19。

(14)阿莱恩·佩伊雷菲特引用，同上，页19。

(15)克拉梅尔·伯恩格(Cranmer-Byng)：马戛尔尼勋爵出使北京，《东方研究杂志》，香港，，第4册，页。

(16)阿莱恩·佩伊雷菲特引用，同上，页。

(17)亨利·科迪尔(HenriCordier)：《中国简史》，巴黎，年，第3卷，页。

(18)陆书福：《中西关系实录》，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卷1，页；评论见第2卷，页。

(19)呈文葡文本保存在海外历史档案馆，手稿，若泽·德托雷斯(JosédeTorres)卷，第5册，第号。

*AntónioGra?adeAbreu,葡国新里斯本大学敎授，东方学家，曾在北京大学外语系敎授葡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