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二十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知道‘教会’这名称，却少有人对教会有正确的认识，也没有多少人注意教会。然而，以弗所书清楚启示，教会乃是神在基督里所定永远旨意里的事，是神永远计划里的事。可见，教会乃是神心头所最在意的。

神永远的计划不仅要创造天地，以及其中的万物，也不仅仅是创造人，到人堕落后，再来救赎人；神永远的计划乃是要得着一个教会，有祂的生命作内容，团体、生机的彰显祂，至终要成为祂的新妇，作祂的配偶。换言之，在已过的永远里，在未有造物以先，神的心意中就有了教会；教会乃是从已过的永远就有的（弗三9～11，一4～11）。

虽然从已过的永远就有了教会，但从那时起，教会一直隐藏在神里面。虽然在创造里神是以教会为趋向，为目标，但神却从未将这个趋向、目标对外表明；因此，教会一直是个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乃是到了新约神成肉身以后，在马太十六章，主才将教会启示出来。然后到了五旬节，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圣灵降下，教会才正式产生。可以说，到了这时，教会才从神里面出来，显在人中间，成为实现的。

然而，在教会成立后不久，狡猾者撒但随即带进了一些死沉的宗教规条及实行，带进人的哲学、观念和意见，以及与世界、政治联合的组织。这不仅拦阻了教会的扩展，更进而将教会带入极深的败坏与堕落中。

所幸，在似乎是完全消极的情形中，神仍然为着祂永远的定旨，在祂的经纶里，预备了一些清心爱祂的人。从第一世纪开始，直到今日，那些清心爱主的人，总是对当时败坏局面的一种正面反应。然而另一面，由于那些清心爱主的人，并不清楚教会和神永远的目标，以致在他们有所反应的同时，又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其中最大的错误，即是分了又分。可以说，何时那些爱主的人有一个反应，何时就带进一个分裂。长此反应和分裂的结果，神经纶的目标自是荡然无存。事实上，这是主应许祂还要回来，却还不能回来的主要原因。

因此，为着祂的回来，为着祂要回来得着祂的教会，祂需要一些踏脚石，使祂可以作祂恢复的工作。首先，在中世纪，神使用路德马丁，开始祂恢复的工作。路德马丁的改教影响深远，他在因信称义之真理上的坚持，使他几乎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然而，当他来到教会的问题时，却显得十分软弱。

路德改教是在主后一千五百多年，约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主兴起了另一个反应，就是注重内里生命的奥秘派。如盖恩夫人、芬乃伦神父等，这些人开始对内里生命的事有所认识。这是神对当时死沉而空洞的改革教会的反应；十七世纪，在整个死沉的基督教里，神兴起了内里生命的反应。

接下来，十八世纪，有摩尔维亚弟兄们兴起，他们开始恢复教会生活。历史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自使徒时代以后，摩尔维亚弟兄们，乃是第一个实现正当教会生活的基督徒团体。再过不到一个世纪，从一八二五到一八二八年，所谓的弟兄运动完全形成。那是在达秘和几位弟兄们的带领下兴起的；起头，他们真是满了亮光，满有能力。潘汤曾经说过，弟兄运动远大于、强于改教。可惜这种黄金时代不过延续了约二十年。

许多圣经学者和教师都承认，弟兄们那一段时期，是应验主对非拉铁非教会的预言。只是好景不常，由于他们过分强调道理，以致逃不开分而又分的命运。约莫过了一个世纪，从一九二○年起，主在东方，在中国又开始了一些恢复的工作。

回顾过往，教会在地上的历程，可说是部血泪史。从早期受逼迫，到改教，到合一弟兄会，到分而又分；二千年过去，仿佛神无论如何作工，撒但总能大行其破坏之能事，总是能阻挠神旨意的完成。然而，从内里生命的观点而言，我们却看见神在人里面生命的轨迹。祂借着祂所创造并拣选，有祂生命的人，团体的一直在地上作祂的见证。无论夜有多暗，路有多长，祂总能在地上得着一班得胜者，胜过当时的死寂和败坏；祂总是默默的在那里守护、预备祂的教会。

我们要沉痛的说，虽然教会曾经堕落、败坏至极，但因着神主宰的调度，和祂隐密中同在的保守，以及祂那生命中不断的救治，教会终是圣洁没有瑕疵，要献给基督作祂心爱的配偶。虽然在往后教会的历史中，我们只是沧海的一粟，但是只要主还没有回来，摆在前头的势必是艰苦奋斗的旅程。我们愿为着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为着神永远定旨的完成，在未来无数的争战中，以生命写下历史的新页，见证自己是主忠信的仆人，是爱祂不渝的贞洁童女。

愿往后的历史比过去更荣耀，愿生命至终能成熟；愿祂的国来临，愿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人类历史错综复杂，千头万绪，许多人终其一生的研究，仍无法掌握对历史基本意义的正确认识。要认识历史，必须认定原则与路线。首先，我们从历史看见，神主宰之手支配了人类一切生存行动（徒十七26），其目的乃为成就祂永远的经纶。

圣经启示基督升到天上，并且在祂的升天里得着冠冕并登宝座，作万人并万有的主，管理全宇宙（十36）；作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以完成神的经纶（二36）；又作地上君王的元首（启一5），安排世界的局势和神所拣选之人的环境，使他们能蒙祂拯救。

为使基督这伟大的成就得以完成，神预备了罗马帝国，作为有力的背景。缘自巴别以后，列国开始兴起。犹太人因着得罪神，就在主前六百年左右，当尼布甲尼撒毁灭耶路撒冷，把许多人掳到巴比伦时，失去了他们的祖国。不久，巴比伦的霸权转移到玛代波斯王朝。然后，在主前三百多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打败了玛代波斯，取而代之成为当时的统治者。亚历山大死时不过三十岁左右。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分裂了。其间，在罗马帝国兴起以前，世上并没有一个帝国控制地中海周围列国。战争和动乱屡见不鲜。逐渐的，罗马帝国，特别是在该撒犹流（JuliusCaesar）的帅领下，打败了周围列国。该撒犹流的甥孙并养子屋大维（Octavian），打败了埃及。因着这次的征服，地中海周围一切的土地都归罗马统治。主前二十七年，屋大维获得亚古士督的称号，成了罗马第一位皇帝。

基督就在亚古士督掌权时出生。路加二章一节说，“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出了一道诏谕，叫普天下的人都申报户口。”主耶稣出生于罗马帝国第一位正式该撒的管治之下，这乃是神的命定。罗马对向来动乱之地区所下达的命令，使主耶稣可以平安的出生于人类中间。当时罗马对重刑犯的死刑方式——十字架，也使论到主受死的预言得以应验。

到了基督复活升天之后，福音的开展因着共同的语言、单一的管治、通达的道路，以及罗马所建立的国内秩序，大得便利。虽然新约几乎全是犹太人所写（路加是惟一的例外），却是用希腊文，而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甚至在罗马帝国兴起以前，约在主前三世纪，希伯来文的旧约，即已译成了希腊文。这译本称为七十士希腊文译本，是由埃及亚历山大的七十位学者所译。主耶稣在地上时，多次的引经即出自七十士希腊文译本。

罗马将所征服的土地称为省；比如加拉太省、亚西亚省、亚该亚省与马其顿省。因这些省都隶属罗马，所以人民越境自由，不受限制。此外，船只可航越地中海；陆运方面，罗马人建筑了贯穿整个帝国的道路。同时，抢劫的事受到控制，旅行相当安全。

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外开展福音自然相当便利。罗马公民也在法律充分的保护之下，保罗就曾声明这项权利。他在要被鞭打时，向百夫长郑重声明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这是合法的么？”（徒二二25）。千夫长“既确知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29）。后来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在非斯都面前控告他时，他也声明自己罗马公民的权利，要求上诉于该撒（二五11）。他因此受到了保护。

许多教授世界历史的学者，即使知道人类历史的意义，却未必认识世界局势与神的行动息息相关。实际上，世界局势乃是在神的安排之下；是神定准某个民族的时期，要他们作这事或在那里；是神划定各国的疆界（徒十七26），也是神兴王废邦。这不仅从圣经看是如此，即便从历史的事实看也是明显的。

神所以安排一切环境，无非是为成功祂的经纶，具体来说是为了四件事：（一）成功救赎；（二）推广福音；（三）传扬新约完成的职事；（四）建造基督的身体。

在主耶稣钉死复活以后，那些从前跟随祂的门徒，领受了主的托付，将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境、撒玛利亚，传遍地极，作主复活的见证人。其中犹大因出卖耶稣，其使徒职分便由马提亚接替（徒一26）。根据古老的教会传统说法，使徒们后来分成三组：彼得、安得烈、马太和巴多罗买到黑海一带传道；多马、西门、达太到了中亚的帕提亚；约翰和腓力前去小亚细亚。优西比乌（Eusebius）的教会史亦记载多马来到帕提亚，安得烈去了西古提，约翰则留在亚西亚，不久后死于以弗所。彼得走遍了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庇推尼及亚西亚，传福音给四散的犹太人，最后回到罗马，传言倒钉十字架而死。

罗马位于义大利中部，在主前七五三年，建立于台伯（Tiber）河畔的七座小山上。就教会历史而言，罗马实居重要地位，这座千年古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浸染着初期使徒、信徒与众多殉道者为福音与真理的传扬所流下的血汗。

主前七世纪，伊特拉士坎人（Etruscans）入侵义大利，占据罗马建立王国，实行王政，史称“王政时期”。王政时期的社会，分为贵族、平民两大阶级。名义上，君王掌有司法、行政的绝对权力；但实际上，实权掌握在贵族所组成的元老院（Senate）手中。

主前五○九年间，拉丁人推翻伊特拉士坎人的统治，废除了王政，改行共和政体，史称“共和时期”。主前二六四至一四六年间，罗马先后征服了迦太基、叙利亚、马其顿、希腊等地，迅速扩张成为一个跨陆大国。主前五十四年，该撒犹流平定了高卢与英格兰，奠定了日后帝国专制的基础。该撒死后，养子屋大维兴起，击败了雷比达（MarcusAemiliusLepidus）与安东尼（MarkAntony）两人，结束了混乱的三雄分治，并于主前二十七年，在元老院所尊奉的“奥古斯都”（Augustus，或称“亚古士督”，意即受尊敬者）之称号下，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

罗马帝国时代分为三个阶段：前期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时期、及后期帝国时代。

（一）前期罗马帝国（主前三十年至主后一九三年）：包括亚古士督元首统治（主前三十至主后十四年）、克劳狄王朝（主后十四至六十八年）、夫拉维王朝（主后六十九至九十六年）、安东尼王朝（主后九十六至一九三年）。前期帝国时代，罗马社会处于相对稳定时期，隶农的盛行使奴隶制生产关系得到局部改善，因而使经济有所发展。此时，帝国疆界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至西班牙、不列颠，南达北非，北至多瑙河、莱茵河。

（二）三世纪危机时期（主后一九三至二八四年）：包括塞维鲁王朝（主后一九三至二三五年）及其后的分裂时期。此时期帝国危机充分表现在经济方面，农业与手工业衰落，商业和城市经济萧条；政治方面，统治阶级内讧，人民发动起义，外族入侵。基督教迅速发展，反映危机深入思想领域。

（三）后期帝国时代（主后二八四至四七六年）：是帝国由危机走向灭亡的时代。此时罗马帝国由元首制（蒲林斯制）转为君主制（多米那制），即以公开的君主制代替元首制。戴克里先（GaiusAureliusValeriusDiocletianus，约主后二四三至三一三年）和康士坦丁（FlaviusValeriusConstantinus，约主后二八○至三三七年）统治时期，皇帝权力加强，两人都致力挽救奴隶制危机的改革，但奴隶制危机日益加深，人民起义遍及全国。主后三九五年，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主后三四六至三九五年）死后，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罗马帝国以罗马为首都，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Byzantium）为首都。

主后四世纪以后，日耳曼人大举进攻罗马，国内人民起义浪潮更加高涨。四一○年，日耳曼的西哥德人在领袖阿拉里克（Alaric）领导下，进入义大利，围攻罗马城。城内起义的奴隶为西哥德人打开城门，西哥德人攻入罗马城。六天六夜之久，西哥德人扫荡罗马城，立时街道成为血河。这个曾经抢夺全世界的大城，如今也遭抢夺。随后日耳曼人在罗马境内，相继建立许多王国。与此同时，以奴隶为核心的人民革命运动到处发生，西罗马帝国处于灭亡前夕。四七六年，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RomulusAugustulus），西罗马帝国遂亡，从此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东罗马帝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存续至一四五三年。

罗马帝国对基督徒逼迫之残酷，乃众所周知。第五世纪之教会历史学家欧若修（Orosius），将罗马帝国的逼迫，分为尼罗（Nero）、多米田（Domitian）、图拉真（Trajano）、奥热流（Aurelius）、瑟佛伦（Severus）、马克西姆（Maximus）、德修（Decius）、瓦勒尼（Valerian）、奥理良（Aurelian）、和戴克理先（Diocletian）等十个时期。

尼罗皇帝对于基督徒的逼迫极其残暴，他迫使基督徒穿上兽皮，使其在斗兽场上被野兽撕裂；或将基督徒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照亮其园游会的火把。按照教父革利免（Clement）的记述，保罗与彼得便是在尼罗的迫害中殉道的。尼罗死后，多米田继续搜捕基督徒，并要求百姓以主、以神尊称他。传说使徒约翰即是在多米田期间，被放逐至拔摩岛上，写成启示录。其后的图拉真，将一切坚持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下令处决。在其统治下，耶路撒冷的主教西面（Symeon）被钉十字架，而安提阿的主教以格那提（IgnatiusofAntioch）则死于狮子之口。士每拿的主教玻雷卡（Polycarp）亦在皮雅斯大帝（AntoninusPius）任内殉难。

主后一六一至二二二年，教会受到极大的迫害，殉道者游斯丁（JustinMartyr）于此时期中遇难。尔后的三十年间，因逼迫暂时止息，许多基督徒开始松懈；因此，当主后二五○年，德修皇帝下令要求基督徒放弃信仰，向罗马的神献祭时，有许多人便因松散安逸而离弃真道。主后二六○至三○三年，教会发展奇速，人数大增。于三○三年间，戴克理先为要有效统治其帝国，要求罗马公民统一信仰。他下令焚毁圣经，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须向偶像献祭或吃祭偶像之物，并将祭酒洒在市场所出售之食物上，使基督徒在背叛信仰与饿死之间作一抉择。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即活在此迫害年间，亲手记下了迫害者的暴行与殉道者的事迹。

五旬节以后，众教会建立，福音迅速的由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一地，扩展至罗马全境。因着耶路撒冷大遭逼迫，门徒向四处扩散，先是达到叙利亚的安提阿，接着扩展至叙利亚、基利家、加拉太、亚西亚、马其顿、亚该亚等省分，至终到了义大利的罗马。行传十八章记载，亚居拉与百基拉原居罗马，因该撒革老丢的逼迫，离开罗马转往哥林多，在那里遇见保罗。保罗曾两次在罗马坐监。第一次约在主后六十二至六十四年间，是由于犹太人的控告（徒二八17～20）。其间，他写了歌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在为自己申辩得释后，保罗再度访问了以弗所和马其顿（提前一3），在那里写下提摩太前书。

主后六十七年，在罗马皇帝尼罗大逼迫基督徒期间，保罗第二次被捕回罗马，并在此殉道。于此之前，保罗在罗马监禁中写了提摩太后书。可以说，在教会史上，保罗代表了真理的一面；他所写的十四封书信，将神的心意启示得相当完全。他完成神的话，与约翰的修补职事，和彼得的得人职事，同列新约三大职事。在辩卫真理和传扬神圣启示的职事上，保罗的一生如同馨香的奠祭，浇奠在后世之人信心的工作上，使主的工作在后来的世代中更为汹涌澎湃。

传言使徒彼得也曾经走访罗马，并几乎与保罗同时，在尼罗任内，殉道于罗马。许多早期教父，如革利免（Clement）、俄利根（Origen）、以格那提等人，均在其书信中提及此事。优西比乌的教会史更是清楚写道：“革老丢统治时，经神仁慈、恩典的安排，伟大、大能的使徒彼得受引导到罗马城，勇敢的在众人中，领头对抗这群人类的败类（指骗子西门）。彼得如同神尊高的将军，因神圣的军装得加强，满载如同奇珍的启示亮光，从东方带给西方的人。他传扬光，并有益的教训，宣扬神的国度。”

初期教会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与交通中，挨家挨户擘饼并祷告。因着外在环境的逼迫，信徒多半以小群的方式在家中聚集。从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我们已可窥见“经纶”、“分赐”等辞，以及人成为神等成圣观念。然而，后期的教父著作中，这类真理逐渐稀少，甚至为人所遗忘。初期教会普　遵行的《十二使徒遗训》中，仅记载了生命与死亡之路，以及受浸、禁食、擘饼等实行上的规条，处处可见当时对敬虔教训与道德的注重。如《十二使徒遗训》第十四章中所记载：“在主日，你们当聚集擘饼祝谢，承认你们的罪，而后你们的祭物方得洁净。凡向同伴争吵的，当禁止他们与大家聚集，直到他们重新和好为止。”然而，受浸、禁食、擘饼等实行，也因着对细节之过分强调，而流于仪文与形式。

除了外来的压力，初期教会亦面临异端之祸害，以及因争论所造成的分裂。这两方面均严重影响着教会的生命。因此，我们必须认识过往的异端，以帮助我们持守正道；同时要回顾已往分裂所造成的伤害，好叫我们引以为戒，以尽最大的努力保持合一的见证。

教会最初期面对的异端称为爱宾尼学说（Ebionism）。“爱宾尼”的原文乃贫穷之意。按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的解释，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爱宾尼派，是因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实在太贫乏。其实爱宾尼派主要是犹太人的信仰，他们企图将基督教犹太化。他们强调摩西律法的重要，虽然接受耶稣为救主，却不相信祂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特别拣选的仆人，神是因着祂的顺服、圣洁，而认祂为儿子。因此，他们认为耶稣只在身分上是神的儿子，实际上不过是人罢了。

与爱宾尼学说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是幻影说（或称多西特派，Docetism）。这派相信物质世界是恶的，因此，神不可能以圣洁的本体取了属物质的肉体。所以他们对道成肉身有很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道成肉身没有真正发生，基督的肉身只是一个幻影，给人一种幻觉，以为祂实在的在物质世界中出现，其实世人所见的耶稣基督只是幻影；在十字架上，被钉受苦的不是真正的主耶稣基督，只是幻影而已。在使徒约翰所写的福音书及书信中，也常提及这派学说，并且对他们提出反驳。

比以上两种异端更有系统且影响深远的，是智慧派（Gnosticism）。智慧派基本上是东方二元论，及神秘信仰与希腊哲学的混合体，然后再加上基督教的外衣。在保罗时代，哥林多及歌罗西的教会已有智慧派的出现。智慧派在主后八十年至一五○年间成形，最后与教会脱离关系，自成一系。

正当教会忙于处理智慧派的祸害之际，有另一种极端主义出现；这种极端主义称为孟他奴主义（Montanism）。孟他奴主义约在主后一四○年左右兴起，强调圣灵的能力及先知的讲论。他们认为在耶稣之后，神仍不断借着圣灵，透过先知向人类启示。由于对圣灵的实在性特别重视，他们要求自己过完全圣洁的生活，以至近于苦行。他们滴酒不沾唇，并且经常禁食；他们热切等待主的再来，并且相信在他们有生之年，主必再来。

为了对应异端的出现，教父们开始有系统的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表白出来，并且作详尽的解释。如此，教会的正统神学便渐渐形成，而圣经的正典也同时被确立。

经过差不多一世纪的发展，正统神学在主后三二五年，却遇到空前最大的挑战，那便是亚流主义（Arianism）的出现；它使教会陷入最激烈的神学争论中，而神学也因此变得理性化、分析化和充满争辩的色彩。教会当时虽未因此而分裂，却因经此争论元气大伤。

亚流（Arius，二五六至三三六年）是当时亚历山大的一位长老，在思想基督与父神的关系时，他相信基督不是自有永有的与父神同在，而是父神所创造的，意即圣子在父神未创造以先根本不存在。如此一来，圣子与圣父的本质是有分别的，神圣三一的真理因此动摇了。为了处理这异端，教会召开了一次空前的大公会议，会议于主后三二五年在奈西亚举行。当时支持亚流的教会领袖，为数不少，但结果正统信仰得胜，基督与父神同质、同等、同荣的真理也被确立。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争论的焦点从三一的身位，转移到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关系上。首先发生问题的便是奈斯透留派（Nestorians），亦即大秦景教的先驱。奈斯透留派的问题，是由于强调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分别，因而把二者分割，仿佛互不相干，而同时更把基督的人性，看作只是盛装神性的容器。教会在议会中宣判奈斯透留派为异端，清楚表明教会相信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是不能分割且是结合起来的；基督是真真实实的神，同时也是真真实实的人。

自奈斯透留派所引起的争论之后，有关耶稣基督神性与人性结合的各种争论，纷纷出现。其中有涉及基督成为肉体后，到底是一个位格或是两个位格，只是神的位格或有人的位格，亦或两个位格同时存在。为了处理这些争论，教会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召开了多次大公会议，但争论却越来越复杂。主后四五一年，教会在迦克墩（Chalcedon）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即迦克墩会议，CouncilofChalcedon），彻底解决有关基督的争论。议会一致肯定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是绝对真实的，同时肯定基督只是一个位格，其中神的性情与人的性情互相结合在一起。迦克墩会议后，正统信仰得到更清晰的表达，也得到广泛的接纳，争论才平息下来。

此时期的教父与作家，可分为使徒后期与奈西亚前期两阶段。使徒后期教父较著名的有罗马的革利免、安提阿的以格那提、士每拿的玻雷卡、罗马的黑马（Hermas）、以及殉道者游斯丁。奈西亚前期的著名教父则有爱任纽、特土良、亚历山大的革利免、以及俄利根等人。

罗马的革利免是第三任罗马主教，曾写信给哥林多人，责备他们中间驱逐长老、分党结派的混乱，后人称其为《革利免书信》。安提阿的以格那提，在前往罗马殉道的途中，写了七封书信，高举基督之神、人二性，期盼信徒尊敬自己的主教与长老。玻雷卡曾为使徒约翰的门徒，为使徒时代与奈西亚前期作家之间的重要桥梁。玻雷卡是一位坚定的护教者，常引用经文与当时智慧派的异端马吉安（Marcion）论战，后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忠心为主殉道。

罗马的黑马以启示录的形式，写下了《黑马牧人书》，内容包含了异象、训示与比喻，强调悔罪之重要性。此外，尚有《巴拿巴书信》、《众使徒书》等佚名书信，亦广为流传。

爱任纽为玻雷卡的门徒，乃罗马大公教会伟大的神学家之一，最著名的作品是《反异端》（AgainstHeresies）。该书驳斥灵智派教训，为三一神论之先驱。特土良是北非的教父，着有许多护教作品，著名的有驳斥当时《父神受苦论》异端的《驳帕克西亚》（AgainstPraxeus），详尽的阐述其三一神观。他的《人论》（DeAnima），亦为首部圣经心理学之著作。

俄利根为教会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个神学家，其圣经观与三一神观点，均有其价值。然俄利根的灵魂论，因受神秘主义与禁欲主义影响，而流于偏颇，于康士坦丁大会上被定为异端。

次年，主后三一三年，康士坦丁颁布米兰诏书（EdictofMilan），给予基督徒更大的信仰自由，并发还在逼迫时期强迫充公的财产，停止其统治境内对基督徒的限制与逼迫。可以说，米兰诏书奠立了基督的教会胜过异教的里程碑。教会从一个为数极少的犹太民族团体，其成员又多属未受教育的贫民小百姓，在历经三百年恐怖血腥的逼迫，和异端邪说的侵袭后，竟能有如此的成长与结果。许多方面均解释其原因为：“殉道者的血乃教会的种子。”然而，另一个更明显的答案是：基督对教会那超越人所能理解之平安的保守。

主后三二四年，康士坦丁一统天下，便公开支持基督教，并在次年发出通谕，劝告臣民信奉基督教。因此，成千上万的异教徒涌进了教会。结果，教会在“量”上的得着，却成了在“质”上的损失。米兰诏书的颁布，虽为教会历史之转捩点，然其所带来之不良影响，却如同打开的水闸，让属世的腐败潮流，通过这个闸门，涌进了教会。过去教会以默然受苦得胜，自此，基督徒有时竟以战争作为传福音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直至今日，神学家与历史学家，仍对康士坦丁悔改的动机常有争辩。一方认为康士坦丁之所以拥护基督教，是为了其政治上的目的。另一方则相信，康士坦丁在其母海伦娜，以及穆勒威桥一役的影响下，自有其信仰上的转变与归信。

因着康士坦丁的支持，基督教不仅成为合法的宗教，更在狄奥多西皇帝年间，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与神职人员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权，因此，吸引了许多士兵与公民集体加入教会。这些新加入的会众良莠不齐，使得教会渐趋世俗化，成了启示录里与世联婚的别迦摩教会。同时，因着信徒数目的增加，教会开始寻求大型的公开聚会场所。初世纪的基督徒多半避免采用殿宇或神庙式建筑作为聚会场地，因此，康士坦丁将罗马人平日用作商业或其他集会的活动大厅，以及原法庭所在的官方建筑（Basilica），改建成为基督徒聚会、祭礼与洗礼的大教堂。

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政府对教会有了一些政治上的期望，这些期望尤显于统合人民的向心力上。在康士坦丁时代，修道主义、多纳徒主义（Donatism）、与亚流主义等神学上的争议，成了影响教会，甚至社会合一的难处。因此，君王成了解决这些争议之大公会议的召集人，如主后三二五年的奈西亚会议，以及其后关于亚流争论的会议等。此外，主教也被赋予更多的权利，并成了罗马人民精神与生活的实质领袖。

因着基督教国教化，渐渐的，异教的信仰与风俗也一并进入了教会生活。这些异教的节期、邪恶的教训，如同马太福音所说，妇人所藏的面酵，至终使全团发酵而腐败。康士坦丁在信主之前原是太阳教徒，信主之后，将每周的第一日订为“太阳日”（Sunday），并将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太阳寿诞，混淆成为“圣诞节”。初期教会实行的擘饼，成了繁文缛节，却无敬拜实际的“弥撒”和“圣餐”仪式。加上对圣人的崇拜，对圣人遗物的迷信，以及外在的宗教仪式，渐渐使信徒失去原有的纯正信仰与敬虔生活。

此一时期，除了国家教会兴起，初步神学发展之外，罗马教会的组织架构与教皇制度也渐趋成形。奈西亚会议中，罗马、亚历山大、安提阿的主教被指定为跨区的“省主教”。罗马教会及其主教向来“名闻天下”，除了罗马教会自称是使徒彼得亲自设立，并承继其主教职分之外，因着其地理与政治上的优越，加上多次抵挡智慧派、亚流、孟他奴等异端经验，使罗马在早期教会中，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罗马主教亦自认优于其他主教。

主后四五一年，第四次大公会议在奈西亚附近的迦克墩召开，约有六百位主教参加。教会除再度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性外，又承认“基督有完全的人性”，表明基督兼具神人二性，而这两性之间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分割的。这次会议，进一步的巩固了罗马主教优越的权威地位。

第四世纪末至第五世纪初，西方教会三位杰出的教父是安波罗修（Ambrose）、耶柔米（Jerome）、奥古斯丁（Augustine）。他们被称为“拉丁教会之父”。安波罗修是奈西亚信经的全力支持者，著书众多，是一位博学之士，在推广圣诗上不遗余力。他勇敢的强调基督徒崇高道德的生活见证，甚至因罗马皇帝狄奥多西的暴行，强烈表达除非皇帝狄奥多西公开认罪，否则不准领受圣餐。

耶柔米于主后三四○年出生于挞马太，在罗马受教育，足迹遍及大罗马帝国。晚年，他来到耶稣出生的伯利恒，住在山洞里过隐居默想的修道生活，直到去世。耶柔米可说是西方教会惟一懂得希伯来文的人，他将圣经直接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成拉丁文。该拉丁文圣经译本，史称《武加大》（Vulgate），对后来的罗马天主教影响至深。　

主后三五四年，奥古斯丁生于非洲北部的塔加斯特，母亲莫妮卡（Monica）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十六岁时，奥古斯丁被送到北非最大的城市迦太基读书，却在那里过着腐化的生活。他母亲不住的为他祷告，她相信用祷告托住的儿子必不至于失落。奥古斯丁生活虽然败坏，内心却不断寻求真理。在米兰担任修辞学与演讲学教授时，安波罗修正是米兰主教。他开始以新的心态去听安波罗修讲道；同时，他也听见了修道士过圣洁生活的见证，他的心大受感动。有一天当他读到罗马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时，圣灵感动他，他悔改了，并且报名参加米兰主教的教义初学班。自此，他全心投入教会事奉，直至主后四三○年去世。

奥古斯丁强调世人都生在罪中，惟有借着神在祂旨意中所定的救恩，才能得救。他最有名的两本著作是《忏悔录》及《上帝之城》。前者可谓他早年许多隐私的剖白，及心灵深处对救恩的感受。后者系为回应异教徒之控诉所著，往后成为基督教最精彩之护教书。奥古斯丁的神学，至终成为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主体，路德马丁及其他改教者，多从这位伟大的教父得着启发。

从启示录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即可窥见教会已经开始腐化。使徒时代约止于第一世纪末了，从使徒后时期教父们的著作中，亦可清楚得悉教会腐化的情形；其后四百年，可谓雪上加霜，日益严重。到了第五世纪末期，许多不合圣经的教义及活动，已在教会生根。诸如为死人祷告、炼狱、敬拜殉道者及圣徒、敬拜马利亚、圣品阶级等。崇拜仪式日趋繁复，讲道日渐减少。

究其原因，不外乎基督徒本身因着世俗化，不仅失去当有的生活见证，进而倾向寻求罪中之乐。其次，乃因教会对基督及使徒教训的无知，以及对圣经的误解。加以当时异教横行，其思想浸透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尤其是康士坦丁所给与信仰的自由，造成数以万计的异教徒涌入教会，终使世俗的潮流吞噬了教会内里的生命。教会表面得胜之时，却是教会受试验最厉害、最危险之时。

初期教会发源于耶路撒冷，随着福音的传扬而向外扩展；教会在各地兴起，但都是在平行同等的地位上，没有上下、统属的关系。在众教会中，罗马教会逐渐崛起而凌驾众教会之上，是有种种原因。使徒彼得和保罗都到过罗马，据说二人均在罗马殉道，这使罗马教会的影响力大大提高。就客观环境说，罗马为当时西方政治、文化及经济中心，因此影响力最为雄厚。第二世纪末，基督教在小亚细亚及巴勒斯坦一带的势力逐渐衰微，相对的，罗马教会的势力却日渐膨胀。此外，罗马教会成功的抵抗异端，也大大的增强了它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罗马教会富有赀财，极为重视救贫恤灾之事，它的慷慨好施更提高了它的声望。所以当时各地教会虽然没有尊奉罗马为教会之首，但罗马却往往以权威自居。

四世纪初，康士坦丁大帝统一了罗马帝国，对教会有种种扶植的措施。先是在主后三一九年，他即颁布法令，免除教牧人员的纳税义务；后又于三二一年立法，赋予教会接受遗产的权利。但康士坦丁对罗马教会最重要的影响，是在主后三三○年，将国都东迁至位于地中海与黑海通道上的新罗马（NovaRoma）——康士坦丁堡。

到了主后三九五年，狄奥多西在临终前，以多瑙河、亚德里亚海为界，将领土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面以康士坦丁堡为都，史称东罗马帝国；西面以罗马为都，史称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由君王主政，大幅提升主教地位，使之与罗马主教抗衡，势力在拜占庭时代达到颠峰。西罗马帝国则是以拉丁文为主，在政治混乱、蛮族入侵的情况下，罗马主教成了人民精神与实质上的政治领袖，且演变成为教皇。

主后四五二年，匈奴王侵入义大利；四五五年，日耳曼汪达尔族（Vandals）进攻罗马，据说都是在教皇大利奥一世（LeoI）的恳劝下收兵。四七六年，东哥德族（Ostrogoths）奥多亚克（Odoacer）篡位，结束了西罗马帝国。其后，数个异族王国，如西哥德（Visigoths）（四一五至七一一年）、东哥德（四九三至五五四年）、布更迪（Burgundian）（四四三至五四三年）、法兰克（五八六至七七四年）、伦巴底（Longobardus）（五八六至七七四年）等纷纷建立。此时的义大利，因着异族的入侵与当政皇族的懦弱，罗马主教成了保护人民的领袖。

主后五九○年，大贵格利（GregorytheGreat）出任教皇，他不仅整顿罗马的公共事务，并且组织军队驱逐伦巴底人。在蛮族进侵的年代，教会显为缓冲侵略的主要力量，同时更发挥积极的影响，使蛮族改变信仰，归入基督。因此，罗马教廷逐渐成为义大利最强大、最有力的权力机构。大贵格利的时期，标示了罗马已从古代的王国，过渡至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一统基督徒的时代。大贵格利不仅是罗马教会最后一位主教，也是中古世纪第一位教皇。

我们可以看见，罗马教会的地位与教皇的势力，二者协同，日渐增长。就着客观环境而言，教会既然在政治上拥有权力，便逐渐感觉本身需要一种类似国家的组织，以加强行政效能。其次，教会为防止异端的侵害，和因教义上的争执而引起的分裂，就需要有一位最高权威来维护教会的信仰。罗马教会强调“使徒统绪”，逐渐形成教皇权力理论；最后的形式，可说是由大利奥所制定，以彼得为基督在世的代表，教皇则是彼得的直接继承人，为众使徒之首。所以自大贵格利时代开始，罗马即差派教士至西欧、北欧各地设立教会，各地主教均直接向教皇负责，接受教皇的命令；这些都大大的加强了教皇的势力。

在三世纪末、四世纪初，因着教会渐趋世俗化，即有一班人开始主张离世隐居，过圣洁、禁欲的修道生活。四世纪初，当康士坦丁统一帝国并归入基督教后，许多趋炎附势的人都加入教会，导致教会充满世界搀杂。而当时对神的敬拜，也日趋仪式化，更促使许多信徒从其中出来，追求个人亲近神的属灵生活，而离世隐居。

初期教会最著名的修道者是安多纽（Anthony），他生在埃及中部的科马（Koma），约在主后二八五年开始隐居生活，许多人受他脱俗生活所吸引，纷纷跟随他的脚踪。之后，帕科缪（Pachomisus）进一步改善修道生活，于三一五至三二○年间，在埃及南部创立了第一所修道院。至于对修道主义影响最钜的，可说是本笃（BenedictofNursia），约生于主后四八○年，据传于五二九年创立了欧洲最著名的卡西诺山（Cassino）修院及本笃会规，修士在修院过一种团体严谨的清修生活。直至十一世纪，所有的修院都采用此规条。

康士坦丁以后，罗马天主教渐趋成形；大贵格利自出任教皇以来，带职终身，成为中世纪教皇制度之始。教皇（Pope）原是“父亲”的意思。罗马天主教以马太十六章十八节为依据，将彼得尊封为圣经中的第一位教皇。以后又订定“教皇上谕”与“教皇无误论”，使教皇的言论提高至与圣经的权威同等，并赋与教皇赦罪的权柄。中古世纪教皇制度严重腐败，不仅在教义上因邪恶的异教实行而发酵，在道德上更是败落至极。

中世纪教会历史中，有许多位教皇都犯了奸淫，除了有少部分教皇受人尊敬以外，大多数的教皇都涉及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其中贿赂圣职、夺权暗杀、烧毁圣经、屠杀圣徒等事件，亦层出不穷。部分史学家称此时期为“淫妇专政”（pornocracy）。在九至十世纪，教皇的选立更落在义大利几个大家族的操纵之中，以致教皇职位为某些家族所世袭，最终演变成职位买卖，甚至闹出同一时期产生三位教皇之事，使教皇声望一落千丈。

另外，他们也混杂搀入许多巴比伦异教的偶像崇拜。罗马天主教崇拜“母与子”，就是马利亚与耶稣。表面上他们是崇拜至高之父、圣母以及圣子；实际上，只有“母与子”才是他们真正崇拜的对象。这种教训是从堕落的天使和鬼魔来的，目的是要用这教训管辖世界，叫人离弃信仰，去注意迷惑人的教训（提前四1）。正如启示录所说，“万国都喝醉了她淫乱烈怒的酒；地上的君王向来与她行淫，地上的商人因她奢华过度都发了财。”（十八3）。除了母与子的偶像崇拜之外，尚有许多的奥秘。比如死后入炼狱以求层层洗罪；又如守无数之圣礼以得救恩。

崇拜童女马利亚始自主后三八一年，他们拜马利亚为天上的天后。到第四世纪末，这种拜偶像的作法更为普遍，甚至超过了对耶稣基督的敬拜。许多外邦的庙宇都被恢复，并且大加修饰。拜偶像的典礼也都重新设立，将其中女性偶像的名字改为马利亚。在罗马城内称为基督教的教堂里，人们所膜拜的其实是巴比伦教的天后，可以说，天后完全霸占了主耶稣的地位。

十一世纪教会衰落，买卖圣职、放纵情欲的情形随处可见。有鉴于此，教皇利奥九世（LeoⅨ，一○四九至一○五四年在位）开始推动多项改革，期望恢复早期基督教的圣洁。贵格利七世（GregoryVII，一○七三至一○八五年在位）上任，更推动全面改革。他严谨取缔圣职买卖，坚守教士独身制，以及确立教皇无上之权利，此举称为“贵格利大改革”。罗马教廷在其重整下，威信曾经一度提升。

其中值得一题的乃是历史上著名的卡诺莎堡（Canossa）事件。一○七五年，教皇贵格利七世命令亨利四世（HenryⅣ），放弃任命德国境内各教会主教的权利，而引发了一场“授职权”之争。教皇以“天授神权”之说，在贵族的支持下，开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并废黜了他的王位。一○七七年，亨利四世来到卡诺莎城堡，在雪地里赤脚叩门求赦，向教皇悔罪认错，并重新取得教籍。此历史事件说明，君王的权力完全在教皇掌控之下。然而，这位受到奇耻大辱的皇帝回去之后，重新振作，打败敌对的势力，攻回罗马，使贵格利七世落荒而逃，最后死于途中。

在十二世纪时，由于教廷一直与政权处于争斗状态，借着几位杰出教皇的领导，教廷的权力日渐高升。比如，教皇依诺森二世（InnocentⅡ）成功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欧革纽三世（EugeniusⅢ）更是进一步要求皇帝臣服于教皇权力之下。其后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Ⅲ），更是强硬的使英王亨利二世（HenryⅡ）不得不听命于他。教皇的权力在依诺森三世（InnocentⅢ，一一九八年至一二一六年在位）时，达到了高峰。他不仅是年幼皇帝的监护人，也是整个欧洲，包括西班牙、挪威和英国的实际统治者。在其任内，不仅使皇帝沦为藩属，也设立了宗教裁判所，组织第四次的十字军东征，夺取拜占庭教会的控制权，并举行第四次拉特朗会议（LateranCouncilIV），成为一位兼具属灵与世俗事务无上权威的教皇。

此时，除了教廷本身的改革，在修道院方面也带动许多的改革风潮。十世纪时，克吕尼（Cluny）修道院带动的修道院改革运动影响极大。所以，十一世纪贵格利七世推行的全面改革，以及十至十二世纪期间所有的改革，都可以称为克吕尼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所要达成的目标，乃是回复本笃修道团严格的规矩，培育个人属灵生活，减轻修士的劳动量，发展崇拜的仪式，建立有效的经济组织，并摆脱世俗的控制。

这时期，也有一班人主张走出修道院，四处游行传道。他们因身无赀财，需要靠百姓赈济，因此又称为募缘会士（MendicantOrders）。这类游行传道的苦行僧中，最著名的为“方济会士”（Francisans）、“道明会士”（Dominicans）、“圣衣会”（Carmelites）、与“奥古斯丁团”（AugustinianOrders）。路德马丁就是奥古斯丁团的修士。这些修道团均需过一种清贫和顺服的生活，重视慈善工作与祷告，并有严格的团体生活规则，成为中世纪改革之先驱。修道运动中，包括了注重隐居的修院，以及四处游行的募缘会士修道团。

以下介绍几个著名的修道团体：本笃会有“西方修道主义的族长”之称，修造了十二间修道院，建立“圣本笃准则”（RuleofSt.Benedict），以改革修道运动。他们的修道生活较中庸，在黑暗时代对异族传递文化，有很好的果效。克吕尼会是在主后九○九年创立，争取不受任何地方领主和主教的控制，直接由罗马教廷保护。他们有能力从事各种社会的改革，所以许多修道院都根据这种模式建立，或彼此联合。因着他们比较富裕，并与社会有友善的关系，因此，他们中间有些人，便主张寻求一种更为朴素和原始的生活方式。

西笃会（Cistercians）是对克吕尼修道主义的一种反应，是最著名的苦修团，着重先知精神过于权力；他们认为工作就是祷告，因此强调劳力过于学术，甚至成为农业发展的先驱者。西笃会在十二世纪末，共有五百三十所修道院成立；之后的一百年内，陆续有一百五十所成立。最有名的修道士是伯纳德（BernardofClairvaux），他是中世纪奥秘主义的代表者，熟悉圣经，自律甚严，品行道德崇高，爱心热切，嫉恶如仇，被视为“欧洲的良心”。主后一一四四年，因着新回教势力兴起，伯纳德受其门生教皇欧革纽三世之托，以保护圣地为由，号召十字军。这次东征，后来却因为法、德两王不合，无功而返。十字军失败后，民众竞相指责伯纳德。伯氏以旧约摩西为例，将失败归咎于十字军的咨意纵欲和希腊人的背约，并进一步的提议要对付康士坦丁堡，此提议促成日后第四次的十字军出征。

募缘会士修道团中，最著名的有两派：一派是方济会，另一派是道明会。方济会系方济（FrancisXavier，即法兰西斯）于一二○九年，在亚西西（Assisi）成立的小型乞僧团。他们遵循马太十章七至九节的教训，出外传讲福音，并且订定类似使徒清贫生活的简单规律；其中以绝对清贫、不拥有财产、非经主教允许不私自传教、不涉入神学问题的争辩、“与仇敌和好”的观念等，最为世人称颂。由于方济会对教皇完全顺服，得到教皇的肯定，日后且成为教皇权威的重要支柱。

方济本人于主后一一八二年生在义大利中部村镇，早年贪爱世界，生活浮华。后来他得着启示，立定心志照着主耶稣的脚踪行，在生活上效法主。方济会的基本法则是舍己、变卖家产赒济穷人、效法主的门徒宣扬福音。方济本人自称与贫穷结婚；他爱穷人，强调“如果不珍爱基督为他死的人，就不是基督的朋友”。曾有一段时间，方济会人数急遽增加，总数超过五千。他自己则时常出去游行布道，行经义大利，又达到埃及和叙利亚。方济所受教育不多，仅略通拉丁文；他最显著的见证是努力传扬福音，不怕苦，不积财。他认为爱邻舍，作善工，比研究学问更要紧。方济会后来也讲神学，改组以后的方济会，逐渐着重学术；后来亦有几位英国杰出的哲学家，是出于方济会。

道明会（Dominicans）为另一个著名的募缘会士修道团，创始人为西班牙人道明，主旨乃为捍卫信仰并挽回异端亚尔比根派（Albigenses）信徒。他相信只有借着清贫和简朴的生活，建立一种更简单，并与初期教会使徒相类似的体制，才能与一群苦修的异端信徒接触，改变他们的信仰。于是他召聚有志追求知识学问、向异教异端传福音者，一起来传福音；此举成为教会宗教裁判所的先锋。因着他的目标，所以在大学的教育中受到肯定，在学术上享有声誉。主后一二三三年，教皇贵格利九世（GregoryⅨ）命令道明会消灭亚尔比根派，致使亚尔比根派于十四世纪末完全绝迹。

除了以上所提的修道团体，还有一些小型的团体，如圣衣会（Carmelites）、奥古斯丁团（Augustinianorder）、慈善武士团（KnightsHospitals）、圣殿武士团（KnightsTemplars）等。圣衣会在一一五四年于巴勒斯坦建立，着重极端苦修主义，守清贫、独居和素食。奥古斯丁团则是根据“圣奥古斯丁规条”所办的修会，在规条的执行上较有弹性，许可奉行的人因应环境使用；改教运动的主要人物路德马丁，就是属于奥古斯丁团。慈善武士团据称原是在十一世纪末，为照顾病者，款待旅客与十字军，所组织的武士团，后来发展成为正规的军队。圣殿武士团是在主后一一一八年，为了保卫耶路撒冷，对抗回教徒而成立的武士修道团。他们的影响力极大，在各地建立多个堡垒，兼具修道院及骑兵队屯营处等双重用途。他们得到支持者大量的捐输，并且将所得的大量财富，储存于巴黎和伦敦的“圣殿”中，因而建立了“可靠银行家”的美誉。但他们于一三一二年被控为不道德、迷信、信奉异端，而遭受镇压。

十二、三世纪的教会，政治权力处于颠峰时期，特别是在教皇依诺森三世在位期间，教会的政治权力最为显著。依诺森三世对政治有积极贡献，为着改革当时教会的腐败现象，在罗马召开第四届拉特朗会议（LateranCouncilIV），从事健全教会组织与神职人员生活的革新作法。

大多数教皇主要的改革，都是在政治危机上打转。但一般信徒的思想，却急迫于道德与精神的变革，因此，主张回归朴实的改革团体相继出现。他们就是瓦勒度派（Waldenses）和亚尔比根派（Albigenses）。

当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正竭力扩张教皇权利，争夺政治势力，并聚敛财富的同时；法国西部与义大利北部的山区，出现了一个主张回归圣经，跟随使徒教训的清流团体——瓦勒度派。创始人瓦勒度（Waldo）是里昂公民，原为活跃于社交、商业、政治界的富商。主后一一七三至一一七六年，有了重大的改变。首先，他将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当地的方言。其次，他照着马可十章二十一节的话，变卖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并在公众场合，四处传扬福音。瓦勒度的传扬吸引了一班跟随者，称为“里昂的穷人”。他们游行传道，凡物公用，过着简朴的生活，通称瓦勒度派。此运动由法国南部延展到义大利、德国等莱茵河区，甚至西班牙、波希米亚与波兰。瓦勒度派在十三世纪时，曾经分裂为二：保守的一派回归到罗马教会，较前进的一派则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

瓦勒度派主张回归圣经，听从并领悟神的话，并以基督为信仰的独一中心。他们没有主教或教皇，拒绝一切人为的信条，并坚持平信徒有权利照着圣经传扬福音。他们拒绝起誓，也反对借贷收取利息，否定炼狱的教义、弥撒、和洗礼、擘饼以外的一切圣礼。他们不肯敬拜圣人、圣像和圣物，也不敬拜十字架；反对什一奉献、宗教裁判所、十字军和死刑等违反圣经的实行。他们过清贫的生活，在家中聚集，游行传道，教导圣经，竭力遵循圣经所启示之耶稣与使徒的榜样。他们相信，当教会跟随使徒的脚踪行时，便是忠于主的呼召。反之，当教会不愿弃绝属世的权势与财富，将变得属世，并失去教会的实际。他们并认为，教会的堕落始于第四世纪，罗马天主教与康士坦丁政权的联婚；圣职人员世俗化并奢淫的生活，亦违反了圣经所示使徒的生活。

瓦勒度派并未与罗马天主教为敌，亦无意自立门户。他们甚至认为，任何人觉得自己是教会之外的另一团体，或自认属灵而抵挡教会，乃是自取灭亡。然而，罗马天主教却对于平信徒（而非圣品阶级）传扬福音一事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只有承继使徒职分的圣职人员，才有权柄传扬福音，因此极欲除灭这个“贫穷”、“无学识”的“异端”。

从十三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报告，即可一窥当时的教廷与政权对瓦勒度派的态度，认为他们是无知无识的人民，往各城、各家、甚至各会堂传扬错误的教训。里昂的主教曾劝说并禁止他们的行动，却不被接受，原因乃是神已经命令使徒向受造之物传扬福音，他们必须顺从神，过于顺从人。他们指出圣职人员的生活富有并松散，而被指控为藐视圣职人员；也被耻笑为是披戴着贫穷的戏衣和圣洁的面具，谎称是使徒的跟随者。

因着上述原因，瓦勒度信徒遭到了罗马天主教、争权的政客、强暴的士兵严重的迫害。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为一六五五年的瓦勒度大屠杀。谷勒本（L.P.Qualben）在其《教会历史》（AHistoryoftheChristianChurch）一书中提到：“瓦勒度派乃是胡司派和波希米亚弟兄会的开路先锋。”胡司约翰被更正教会视为宗教改革的先锋并正统之士；更正教史家也将瓦勒度派与更正教主流思想之一的喀尔文主义视同姊妹；然而十三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却将瓦勒度派信仰定为异端，极力排斥。与瓦勒度同时的方济，也主张并实践贫穷，罗马教廷则称他为教会圣人。由此可见，对于瓦勒度派的好恶，更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之间，见解相差颇大。瓦勒度派原先所抱持的福音理想实在无可厚非，后来却被罗马教廷定为异端，甚至因着政治因素的牵连，遭遇强烈迫害和大屠杀。然而，他们在逼迫下仍得以幸存，并在改教运动兴起后，纳入新教的一部分。瓦勒度派的忠信、清心，他们对于圣经的坚守，以及对使徒教训的紧紧跟随，实为中世纪教会黑暗历史中的一线曙光，也是日后宗教改革的先驱。

亚尔比根派，存在于主后一一四五至一二四四年间，又作迦他利派（Cathari）。因有许多迦他利信徒居住在法国亚尔比（Albi）而得此名。那是在法国南部的兰多克州，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与北部相差甚大，与义大利很相似，并使用普洛凡斯语。他们与全欧洲的人不一样，不信奉罗马的基督教，而是另一种兴起于巴尔干半岛，较奇特的基督教。当时罗马天主教会萎靡腐败，招权纳贿，因此这种以纯朴无华为宗旨的基督教，很快的就在兰多克州流传起来。当地居民纷纷驱逐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夺取他们的修道院和教堂，改派自己的人接管。此派分布甚广，与罗马天主教敌对。他们认为真正的教会是永恒的，无须以高压手段来维持其存在。他们实行严谨的苦修主义，“迦他利”一辞的意思，就是洁净，渴望以苦修来脱离灵魂之不洁。他们反对婚姻、生育、战争，拒绝接受十字架与圣礼，热心传扬福音，研读新约，且用方言翻译新约。

因着亚尔比根教徒反对罗马天主教，所以被教皇宣告为异端邪说。直到教皇依诺森三世在位时，他不允许亚尔比根派在欧洲传布，于是首先发书给兰多克州势力最大的伯爵雷蒙，命他把领土内的亚尔比根教徒都驱逐出境。雷蒙不肯接受，还杀了教皇特使。这举动惹火了教皇，他便在一二○八年发布教令，号召各国组织十字军征讨异端。

其实，逼迫始自主后一一四五年，有数名亚尔比根派信徒在科隆被烧死；而后几年教廷都曾明令公侯攻击亚尔比根派。教皇依诺森三世组织十字军，对付亚尔比根派，甚至宣布信奉异端为死罪。该次行动使法国南部遭到大肆蹂躏，达二十年之久。依诺森之后的继位者均持续执行对亚尔比根派的逼迫，并使宗教裁判所成为正式机构，继续执行此等消灭“异端”之职务。

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为教会历史中极黑暗的一页。罗马天主教以“消灭异端为由”，于一二三三年正式成立了一个专门审判异端的教会法庭。在法庭中，被控异端者不准有律师，也不能得知原告的身分，一旦被控为异端，孩童、罪犯或未经证实的传闻，均可当作正式证辞。被告在证实无辜前，都被视为有罪，当庭悔改者可由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凡为被告辩护者，均视为共犯。有些史学家发现，当时宗教裁判所采用的酷刑，就是那时期对一般罪犯所用的逼供手法。

罗马天主教企图以武力的手段来薅集稗子，却残害了许多生命的麦子，杀死许多正直爱主的真信徒，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惩处，于西班牙达到颠峰。然而许多宗教裁判所的成员，自己本身并不是基督徒。而宗教裁判所中的受害者，却有许多是传福音的真基督徒，他们因着明白基督所传讲的福音，而开始拒绝错误的“异端教导”，却被冠上“异端”之名，受尽羞辱，至终为信仰殉道。

长久以来，欧洲基督徒向往到耶路撒冷等圣地朝拜。然而，随着土耳其人的兴起，让朝圣者的安全增加了顾虑，加上土耳其人对拜占庭所带来的无形压力，一○九五年，在东罗马帝国皇帝的请求下，教皇号召信徒组成十字军，企图从回教徒手中，收复基督徒往日所失去的领土。一○七四至一二七○年间，欧洲共出现了六次主要的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的呼召引起了热烈的回响，教皇信誓旦旦的表示，加入十字军不仅可以除罪消厄，死后还可以上天堂。然而，以收复圣地为由的十字军，却在攻占圣地耶路撒冷后，烧杀掳掠，使得罗马教廷威信大降，加上东征军队多为乌合之众，不仅使得欧洲动荡不安且资源耗尽。一二一二年，教廷甚至号召了一批由数千儿童所组成的儿童十字军，他们远渡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后，竟被商人当作奴隶出卖。

十字军东征使得欧洲的社会结构彻底改变，并促进了东西方贸易与文化的交流。贵族的地位逐渐由新兴的商人及地主取代。纺织品、食物和香料的输入，刺激欧洲经济的发展，而十字军所带回的财富亦促进了货币的制造与流通，自由思想开始出现，加上已往一度失散的希腊文学及哲学文献，此时再被发现，对西方的教会造成很大冲击，亟需面对并因应这些新涌入的思想。

总括来说，十字军的兴起，虽以夺回圣地耶路撒冷为由，但始终未达目标。然而，借着十字军的东征，为欧洲商业和经济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并刺激日后文艺复兴的兴起。

十四世纪民族主义兴起，教廷与君王之间冲突日盛；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Ⅷ）与法王腓力（Phillip）因着税款与权力的问题，引发一连串争斗。在波尼法修八世、本笃十一世（BenedictⅩI）两位教皇相继去世后，新任教皇革利免五世（ClementⅤ）便在受制于法国，与罗马动荡不安的情形下，于一三○九年，将教皇宝座迁到法国南部的亚威农（Avignon）。教皇宝座设于亚威农长达七十年，这段时期被称为“被掳的巴比伦”时期。尽管在法王的支持下，亚威农的教皇成为西欧最有权力的人，但教廷本身的腐败并未改善，教皇成为政治的附庸。教皇权威亦因此大失，一蹶不振，而西方教会也因缺乏属灵领导而更加腐败。

当时很多人对教会失去信心，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教会本身的腐败。为了十字军东征，教会不负责任的以属灵的口号，鼓励人去参加，并且应许参军的人有天上的赏赐。因着教会滥用了她属灵的应许，结果便失去自己的信用。

再者，为了东征庞大的费用支出，教廷必须广辟财源。一三○○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宣布该年为禧年，信徒只要到罗马朝圣，便可勾销领洗后所犯之罪，并且宣布凡未能亲自前往罗马者，可以金钱代替，此言一出，立刻为教廷财库带入丰富进账。此后，举凡整修教堂，财务拮据，教廷便大肆发出纳捐赦罪的赎罪证明，形成了赎罪券制度。

同时，神职人员之间买卖圣职，利用信徒迷信敛财的腐败事件也层出不穷。圣人的遗物、骨头、亚伦的杖、耶稣受审时走过的台阶，都成了信徒为自己或为在炼狱中的家人赎罪的凭藉。有句著名的话说，“金银投入箱中叮当一响，灵魂立刻从炼狱中跳出来。”

除此之外，中世纪罗马教廷的奢华与荒淫也令人难以想像，教皇宫廷几乎成了娼馆。甚至有教皇因被捉奸在床，而被情妇丈夫所杀。难怪教皇比约二世（PiusⅡ）曾说，“罗马是惟一由私生子管理的城。”

在这种灵性、道德衰落的情况下，仍有许多神忠心的仆人屡次企图改革教会。他们反对赎罪券的制度，主张回归圣经，在他们的努力之下，终于汇集成一股改革的巨潮，并在一五一七年，由路德马丁全面揭起此一改教运动。

文艺复兴（Renaissance）于一四○○年发源于义大利的翡冷翠（Florence，又作弗罗伦斯，即当时的Firenze）。文艺复兴一辞，法文原意为“新生”，用以形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在艺术、文学、政治上的复兴。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想主义；而社会重心也渐渐由封建制度下的王公贵族，转移到握有经济实权的商人和平民身上。

此时期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翡冷翠的麦迪奇家族（Medici）。因着麦迪奇家族的统治，翡冷翠经济蓬勃发展，政治安定，因而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此家族原为贵族，十三世纪借着银行与金融业起家，累积了可观的财富。十四世纪，此家族的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力渐增，麦迪奇沙威特（Salvestro）成了翡冷翠城邦的首长。然而，一三八二年，沙威特因独裁残暴而遭驱逐；尔后麦迪奇乔凡尼（Giovanni）重振家业，使此家族成了全义大利，甚至全欧洲最富有的家族，并于一四二一年成为翡冷翠城邦的首长。其子柯西莫（Cosimo）因减轻平民的税务，赢得下层社会支持，却也因此引起政敌的不满，将其流放。

当政敌消失之后，柯西莫虽不主动干预政局，麦迪奇家族却已成为掌控政权的惟一核心，柯西莫更被翡冷翠人敬称为“国父”。十六世纪，麦迪奇家族提倡自由主义，尽管他们并不控制政府内任何官职，但仍以其财力和权势，操纵翡冷翠的政治。在其领导之下，翡冷翠的领土大为扩张，一五三○年，此家族将翡冷翠改为世袭王国，自任君主。族女麦迪奇凯萨琳（CatherineMedici）更嫁给法国王储亨利二世（HenryⅡ），当亨利二世去世后，成为法国实际主政者。除此之外，麦迪奇家族也产生两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就是乔凡尼（GiovanniAngelo）和亚历山大（Alessandro）。文艺复兴名家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拉斐尔（Raphael）、布拉曼德（DonatoBramante）等人，早年均接受过此家族的经济支持。

原为道明会士的萨沃那洛拉（GirolamoSavonarola），一四八一年被派到翡冷翠圣马可修道院任职。在讲道时，萨氏经常抨击教皇和教会的腐败，揭露麦迪奇家族的残暴统治，反对富人骄奢淫逸，主张重整社会道德，提倡虔诚修行生活，他的言行颇得平民的拥护。一四九一年，萨氏出任圣马可修道院院长。一四九四年，法王查理八世（CharlieⅧ）入侵义大利，麦迪奇家族投降，萨沃那洛拉遂成为平民起义的精神领袖。他领导平民赶走麦迪奇家族，恢复共和体制，向往将翡冷翠改造成一个神权统治、虔敬简朴的城市。

一四九七年，萨氏领导宗教改革，在市中心广场焚毁珠宝、衣服等华丽奢侈品，以及许多伤风败俗的书籍等；他禁止世俗音乐，推行圣歌，改革行政与税收制度，并谴责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Ⅵ）是“撒但的代表”。同年，萨沃那洛拉遭教皇革除教籍。一四九八年四月，亚历山大六世与麦迪奇家族利用饥荒煽动群众攻击圣马可修道院。萨沃那洛拉被以分裂和异端狂想之罪名，在广场中心被处以绞刑，随后在广场上被焚烧。

主后一四三八年，罗马天主教在翡冷翠召开第十七次大公会议，针对东、西方教会自一○五四年以来的分裂，进行修睦。此次会议的主题，乃是影响东、西方教会分裂的“和子”（filioque）议题。此论最早可追溯至奥古斯丁，奥氏曾言：“话是单从父神而生，圣灵主要也由父而出。我之所以加上这几个字，因为我们知道圣灵也是由子而出。”七世纪时，西方教会将“和子”（filioque）一辞，加入奈西亚康士坦丁堡信经有关基督的信条中，成了“我信圣灵……从父和子出来”。东方教会严重反对此事，他们认为“和子”论是一种异端观点，为此双方争闹不休，遂成为日后教会分裂之导火线。除了“和子”论点的辩论之外，此次大公会议也颁布了炼狱教义，以及其他关于教皇权力等声明。

十四世纪民族主义兴起，英、法、德等欧洲地区对罗马教廷长期辖控的不满加剧，君王与教廷之间的权力冲突日增。这样的政治背景，为当时一些不满天主教内部腐败情形的改革者，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庇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国的威克里夫约翰（JohnWycliffe）。

威克里夫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位杰出的改革者，他高举圣经权柄，并将其翻译成英文，使广大的英语人民得以接触圣经。英王爱德华三世（EdwardⅢ）之子约翰，为威氏的好友兼支持者，威氏亦支持其与教皇的产权之争。威氏反对教会敛财，并反对教皇干预政权。他认为真正的教会非肉眼可见，而是神所选召之人的组成；每位蒙召的信徒都是祭司，且都有读圣经之权利。他将拉丁文圣经译为英文，使福音与真理得以在英语世界广传。威氏的传讲对教廷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主后一三七七年，教皇曾五度下诏要逮捕威氏。然而在王子约翰及其他贵族的保护下，威氏始终无恙。

威克里夫晚年，爆发了贵族与平民联手攻击教会的农民革命（一三七七至一三八一年）。教廷将所有的破坏和损失，归咎于“威克里夫派”。然而，因着政治势力的保护，威克里夫在世时并未遭受逼迫。但在他过世之后，天主教以重振教会为由，将异端的罪名加诸威氏，不仅将其尸骨掘出焚烧，还大肆逼迫其跟从者。

十五世纪初，一位深受威克里夫观点影响的学者——胡司约翰（JohnHuss），在波希米亚（今日的捷克境内）展开了另一波改革行动。一三四七年查理四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将布拉格定为主教辖区，并建立了中欧第一所大学——查理大学，使得欧洲学术思想大开。同时，天主教廷的腐败，加上波希米亚日耳曼人（德语）与捷克人（捷克语）的冲突，使得胡司约翰在波希米亚的改革格外引人瞩目。和威克里夫一样，胡司不仅将圣经翻译成为平民使用的捷克文，亦用捷克文传道，深受捷克人民的喜爱。胡司对教廷腐败的批评，引起天主教的强烈仇视。因此，天主教在镇压英国的威克里夫派后，立即转向波希米亚，继续镇压胡司派信徒。

威克里夫与胡司对于“信心”以及“圣经”权威的确信，比路德马丁早了一百年。他们主张以圣经为独一的权威，以信心为得救的条件。这两个观点，衍生出后来的“惟靠圣经”以及“惟靠信心”论点，成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主要内涵，也是主的恢复中真理的一项恢复。

在教会观方面，威克里夫明确的表示教会并非人为的组织，乃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新妇，由一切蒙拣选的信徒所组成。胡司痛批天主教的陋习，但并未提出更进一步的教会定义。他认为教会的元首乃是基督，并非教皇，新约乃是教会的律法。胡司的另一项改革，就是让平民在弥撒中领圣杯。长久以来，天主教的弥撒规定，只有圣品阶级可以领圣杯；平民只能吃饼，并不能喝杯，因为笨拙的平民可能会将“基督的血”溢出。因此，“杯的改革”成了胡司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

因着民族意识的需要，胡司的改革得到了波希米亚国王的支持。一四○九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JohnXXⅢ）派人到捷克贩卖赎罪券；胡司大胆的在大学辩论会上，揭露了赎罪券的骗局，激起了天主教的仇恨。一四一一年胡司被教廷开除，然而他继续以文字和言论，攻击教皇和教廷的腐败行为，甚至斥责教皇是出卖主的“犹大”。

一四一四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基斯门（Sigismund）为解决教会分裂、教皇纷争、以及异端等问题，特别示意教皇召开康士坦兹会议（CouncilofConstance）。当时的另外两位教皇为求安全，均仅派代表出席。胡司在皇帝允诺其安全，并发给人身保护文书后，应邀前往该会议。胡司在当地群众的欢呼下，抵达康士坦兹。然而，在会议中教皇不但不允许胡司发言，还将他逮捕下狱，不容许他为自己申辩。而会议的召集人，约翰二十三世自己，也因罪行众多，在该会议中被废黜。一四一五年，法庭宣判，胡司是传讲威克里夫和瓦勒度派的异端，应判处火刑。临刑前，胡司再次重申自己的信仰，并作了最后一次演讲。教廷为了怕胡司的尸体被人当作崇拜的圣物，将胡司的骨灰，连同火刑堆下的泥土，都撒入了莱茵河。

当胡司被处死的消息传回布拉格后，捷克人群情激愤，怨恨教皇的暴行，以及皇帝的失信，整个国家陷入暴乱。这些因民族主义而起义的捷克人，分成两个不同的派别。贵族们主要是在布拉格，他们夺取了布拉格的管治权，拟定了“布拉格四项条款”。条款中要求传道和接受圣礼的自由，并要求捷克宗教独立。另一派以农民和劳动者为主，从南方的塔波尔（Tabor）开始起义。

一四一九年，农民革命爆发，贵族与平民联手成军，波希米亚国王惊吓而死。起义军的领袖是杰士卡（JohnZizka），他采用“战车堡垒”战术，多次打退敌人攻击。杰士卡死后，起义军继续战斗，曾攻至德国境内。在一片胜利声中，起义军内部分裂成了三派。第一派为主张妥协的贵族，他们因着取得城市管理权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一四三三年，德意志封建与这些贵族在布拉格签署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宗教会议承认捷克的平信徒可以领用圣杯，贵族亦可保有已经取得的财产。第二派为继续主战的塔波尔派，他们因着贵族的背叛，伤亡甚重，部分转往地下，继续进行民族主义的反抗运动。第三派既不采取武力抗争，也不与天主教妥协。他们宁愿效法瓦勒度派信徒的榜样，为信仰与见证受苦，他们开始独立聚集，成了波希米亚弟兄会（BohemianBrethren）。

十六世纪初期，欧洲的政治、经济及学术思想均力图思变，此一变动诚然酝酿改教运动生发的契机；而圣经权威的日益提高，与回归新约初期召会生活的渴望，于此时更是推波助澜，使欧洲遍处之改教运动风起云涌。路德马丁更力破当代宗教社会之无稽迷信，回归圣经纯正信仰，带给信徒及召会深远的冲击与影响力。

路德马丁（MartinLuther，一四八三至一五四六年）生于德意志萨克森（Saxony）的艾斯勒本（Eisleben），父亲原为一名矿工。路德年轻时看见乡民对宗教的迷信，使他印象深刻。路德曾在麦丁堡（Magdeburg）共同弟兄会的学校求学，后被送往埃森纳（Eisenach）修习高级拉丁文。一五○二年，路德从尔弗特（Erfurt）大学毕业，原本打算照着父亲的意思继续攻读法律，却因一连串突发的事件，改变了他的方向。一五○五年，他在行近史托顿轩（Stotternheim）时，险些被闪电击中，他在危急之余向父亲的守护圣人安妮（St.Anne）发愿，只要大难不死，就愿意成为一名修士。两周后，在父亲严厉的反对下，路德加入了当时修院团体中，最严谨清贫的奥古斯丁修道会。然而孩童时代的迷信，加上对炼狱的恐惧，路德的修道生活一直挣扎在苦修与赎罪之中，盼望得到神的赦免。一五一○至一五一一年间，路德探访罗马，企图从这个宗教的中心得着真正的平安，然而神职人员的奢华与腐败，让他更加失望。他返回德国后，在恩师施道比次（JohannvonStaupitz）的介绍下，前往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任教，并继续攻读神学博士。

一五一二至一五一六年间，路德开始讲授诗篇、罗马书、加拉太书等圣经书卷。一日，他在房间里研读罗马书，神的话突然向他发出亮光：“义人必因信得生。”（一18，和合本）。路德自述：“从此，我觉得自己获得新生，……整本圣经以全新的面貌向我展开，我浏览圣经，到处都有类似的话语。”路德发现，人的得救并非倚靠行为，乃是借着信神的话，并信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路德观点的来源，除了出自圣经本身外，也受到共同弟兄会和恩师施道比次的影响。他们的著作及教导，使路德从对神律法的外在恐惧，转到对其恩典的主观经历，而发展出了“惟靠圣经”（solascriptura）、“惟靠信心”（solafide）这两个宗教改革的主要观点。

路德在威登堡选侯智者腓德烈（FredericktheWise）的保护下，长期于此定居、讲学。一五一七年，路德与天主教的冲突爆发。为了反对帖次勒（Tetzel）在威登堡贩售赎罪券敛财的无耻行径，路德将《九十五条》钉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邀请各界在赎罪券的买卖、教皇赦罪的权柄、以及教会的宝库等三个议题上，进行公开的辩论。此举因着印刷术的便利，震撼了整个欧洲，教皇的权威与教会的财源，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一五一八年，路德与红衣主教迦耶坦（Cajetan）在奥格斯堡（Augsburg）进行会谈；次年，路德与厄克（JohannEck）在来比锡（Leipzig）进行辩论；路德一再拒绝让步，只不断重申圣经的权威。一五二○年，路德积极投入文字工作，出版了《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教会被掳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以及上百本的德文小册。这些小册在欧洲受到广泛欢迎，激起了教皇的愤怒。教皇下诏要路德于六十日之内悔改，路德却将这分诏令公开烧毁。隔年一月，教廷正式颁谕，开除路德马丁的教籍。路德与天主教至此正式决裂。

一五二一年，在教皇的催促下，新皇查理五世在沃木斯召开会议（DietofWorms），要求路德出席说明。路德在皇帝和议会的面前重申圣经的权威。他说，“除非是圣经或真理说服我——我不接纳教皇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常常自相矛盾——我的良心是神话语的俘虏。我不能，也不会改变任何信念。……这是我的立场，求神帮助我。”路德在返家的途中，被朋友以假绑架的方式掳走，藏在瓦特堡（Wartburg）的城堡里。会议结束后的一个月，皇帝立即宣布路德是冥顽不灵的异端分子，下令捉拿并禁止其刊物的发行。

路德在瓦特堡健康不佳，将所有精力投注于写作上。九个月内，他写下了十二本书，并将整本新约圣经翻译成德文，使圣经对德国人民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在威登堡那里，路德的消失使得改革运动陷入了混乱。一五二一年，路德的同事迦勒斯大（AndreasCarlstadt）在城堡中举行圣餐，将告解和神父装束废除，把饼和酒分给平信徒，并领导政府没收教会财产，攻击会堂中的图像。同年底，慈韦考（Zwickau）的先知们来到威登堡，传讲末日信息，使情势更加混乱。一五二二年，路德在威登堡政府的邀请下，回来主持大局。因着路德的复出，迦勒斯大遭罢黜而离开，路德再度成为改革运动的领导核心。其同事墨兰顿（PhilipMelanchthon），为一优秀的人文主义学者，始终忠于路德的改革，后成了其得力助手，承继了路德的改革精神。

尽管路德马丁为主所用，结束了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期。然而他的为人和其改革运动一样有其缺陷，且留下争议。路德马丁曾形容自己“粗野、狂暴、激烈、好战”，他晚年在威登堡时，禀性不稳，喜欢攻击别人，常徘徊于谦虚与勇猛之间。路德虽提出“因信称义”、“惟靠圣经”这两大宗教改革的柱石，但他也曾为“圣母马利亚颂”作注，称马利亚为基督之母，并承认圣母和圣人代祷的功效。

在路德与慈运理的圣餐之争上，也见出其刚愎、不认输的性格。据说路德与慈运理会面时，慈运理要与路德握手，路德却不肯伸手相握。在双方无法就圣餐意义达成共识时，路德拒绝协调，在桌上留下了“这是我的身体”这处经文后，便愤而离席。使得改革宗的圣餐仪式，并未完全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影响。此外，在逼迫重浸派信徒的事上，路德也与向来敌对的天主教联手。当时有句通俗的谚语说，“那些要受浸的，就让他们浸死。”结果许多重浸派领袖都被投入河中惨遭浸毙。

一五四○年，向来支持路德，并为其协调与慈运理圣餐之争的黑森亲王腓力（PhillipofHesse）重婚，引起德国改教的风波。此事遭到公开反对，然而路德却因其与腓力的私交，私下赞同他的重婚之举。由此可见，神所使用的仆人，亦有其人性的软弱。尽管神总是越过人的软弱来使用人，但这些个人的难处，至终却成了工作上的难处，也成了神在其身上继续往前的限制。

慈运理（UlrichZwingli,一四八四至一五三一年）生于瑞士的威德赫斯（Wildhaus）。少年时在巴塞尔（Basel）和伯恩（Bern）接受教育，开始修习古典语文。尔后慈运理进入维也纳和巴塞尔大学就读。在导师威顿巴赫的影响下，慈运理认识了赎罪券制度的错误，也借此知道信心的重要。一五一七年（路德马丁将宣言钉于威登堡教堂门口的同年），慈运理出任爱西德恩（Einsiedeln）的神父一职，并在那里深深体会到中世纪天主教的迷信。一五一九年，慈运理到了苏黎世，遭遇到严重的瘟疫，他向神承诺，如果神拯救他，就必奉献一生为祂工作。

一五二○年，慈运理为了宣扬理念的自由，放弃了教廷的津贴。他高举圣经的权威，并促请政府给予神父直接依据圣经讲道的自由。他开始逐字研读圣经中的每一卷书，并于一五二五年，将整本新约讲解完毕。因着慈运理在讲道中，强烈指摘天主教节期的禁食规条，引起了康士坦兹主教的不满。但是苏黎世议会却支持慈运理，以一切宗教习俗都必须根据神纯正的话语为由，取回康士坦兹主教的权利。此举成了苏黎世的宗教改革的导火线，也引发了多次的公开辩论。一五二三年，第一次的公开辩论在苏黎世的市政厅内举行。慈运理发表了《六十七条》，以圣经的权威取代教会传统的权威，并且攻击教皇制度、圣徒崇拜、弥撒、朝圣、教士独身制、赎罪券、苦行、以及炼狱等种种实行。在这次辩论中，慈运理大获全胜，并在邦议会的支持下，开始全面性的改革。同年十月的第二次公开辩论中，慈运理攻击天主教弥撒仪式，并率众清除教堂中一切的陈设与装饰。

慈运理在苏黎世改革之顺利，实有赖于瑞士的邦郡制度。因着各邦政治上的独立，议会有十足的权力决定是否接受改革。不久，慈运理亲自前往伯恩，并差遣他的同工前往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等其他瑞士德语邦，推展他的改教运动。

一五二九年，几乎瑞士山谷的邦郡，都加入了慈运理的改教阵营，与当时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邦郡间冲突频繁，大有开战之势。尽管双方曾试图谈判和解，然而战事还是于一五三一年爆发。天主教的邦郡联盟迅速取得了胜利，而慈运理本人也在随军出征的途中死于卡培尔城（Kappel）。瑞士的改教运动，至此暂时告一段落。随着喀尔文运动的兴起，慈运理运动也就渐渐被并入了此一更大、更具影响力的改革运动。

慈运理对路德著作十分熟稔，他的许多早期论述，随处可见路德的影子。不过他本人却不承认自己是路德教义的产物。尽管两人在圣经权威与因信称义方面，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但是却在“圣餐”的教义上，一直无法达成共识，为此，黑森亲王腓力特地为两人在马尔堡举行了一场公开辩论。两人对于路德所起草的《马尔堡条文》（MarburgArticle）中的圣餐教义，一直无法达成共识。慈运理认为，圣餐仅乃记念主的仪式，饼和酒只是一种象征，并不是实质的成为主的身体和主的血。然而路德马丁发表“共在论”（consubstantiation），认为在圣餐时主的身体和主的血确实与饼和酒同在。双方各持己见，最后路德拂袖而去，双方谈判正式破裂。

当慈运理在瑞士改革初期，两位曾与他十分亲近的同工——格列伯（ConradGrebel）和曼斯（FelixManz），认为慈运理的改革不够彻底，频频催促他加速回复新约教会的模式，尤其是废除婴儿洗礼一事。然而，慈运理受限于政治考量，不肯激进，使得这班早期的支持者，开始对他作出严厉的批评。这一班人在历史上称为重浸派（Anabaptists，他们本身并不接受这个名称），他们反对婴儿洗礼，并为真正悔改的成年人重新施行浸礼。慈运理起初对他们相当同情和谅解，但渐渐不能忍耐他们激进的言论及行动。因着重浸派强烈反对教会与政治联合，使得向来依靠政治势力的慈运理极为不满，加入了打击重浸派信徒的行列。一五二○至一五三○年间，数千位重浸派信徒被杀，天主教与改革宗在此事上竟意外成了同一阵营。

瑞士最早的历史，可追溯至主后一二九○年，由三个德语邦所组成的永恒联盟。由于瑞士的地理具有重要的战略及经济地位，因此附近的城邦纷纷加盟，以共抵外来侵略。十六世纪初，瑞士从原先位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德语邦，向西扩展至法语区，共计有十三个邦郡。这些邦郡各自独立、自治，因此瑞士的改教运动与邻近法、德各国的方式截然不同。

日内瓦位于瑞士的西南角，紧邻南法与北义大利。主后一五三三年，日内瓦脱离萨伏依（Savoy）王朝的统治，独立成为一个城邦国家。因着慈运理在瑞士的改教运动，造成了信奉传统天主教的邦郡，以及改教邦郡之间的紧张情势。日内瓦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在一五三六年宣布加入改教行列，是年，喀尔文约翰（JohnCalvin）也在法尔勒（WilliamFarel）的邀请下，来到日内瓦，致力于福音派的改革。

当路德马丁在德国地区进行改革时，另一个改教运动同一时期在瑞士发生。其中最著名的两位领袖为慈运理与喀尔文。慈运理生于瑞士，深受奥古斯丁作品的影响，并熟悉路德的著作。他赞同路德对于圣经权威以及信心的肯定，却在“共在论”上与路德意见分歧。其主要的影响力在瑞士的德语区，以苏黎世为其中心。

喀尔文一五○九年生于法国的诺扬（Noyon），曾于巴黎大学攻读神学。一五三六年，喀尔文到了日内瓦，开始他一系列有计划的改革，并完成了改革宗最完整的教义著作——《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oftheChristianReligion）。从一五四一年至他离世的二十三年内，喀尔文以政教合一的方式，全面指导日内瓦的社会和宗教事务。不仅使日内瓦成了法国改革派的避难所，喀尔文主义也全面影响了法国、荷兰、和苏格兰等地的宗教改革。

喀尔文原本并无意脱离罗马天主教。然而，他因着意外涉入好友柯布（NicholasCop）的改革运动而被通缉。此后，喀尔文自觉需与罗马天主教脱离关系，与改革人士同一阵线。一五三六年，二十六岁的喀尔文出版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神学著作《基督教要义》，清楚表明改革宗的信仰。该书出版后不久，喀尔文便应法尔勒之邀移居日内瓦。一五三七年，喀尔文向日内瓦议会进呈一系列鼓吹改革的文件，以期打造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然而因着在圣餐实行上的争执，喀尔文和法尔勒遭议会驱逐出境。一五四○年的选举中，反对喀尔文的党派倒台，喀尔文重回日内瓦，根据之前所提出的条文基础，制定了教会法规（EcclesiasticalOrdinances），强制人民接受宗教教育。其次，他设立了宗教法庭（Consistoryofpastorsandelders），以十二位品行优良的长老组成，以创造一个合乎圣经教训的模范社会。

然而，喀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也不是毫无阻碍。一位西班牙的激进改教者塞尔维特（MichaelServetus），就时常反对喀尔文的教义。他发表了“论三位一体教义的错误”，否认三位一体的教训。一五三三年，塞尔维特完成一部钜着《再思基督教要义》，全面驳斥喀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在喀尔文的催迫下，塞尔维特被捕。日内瓦议会将他裁定为异端，下令将他烧死。虽然喀尔文代为求情，希望以较仁慈的方式处决，但塞尔维特至终还是于一五五三年，被缚在柱上烧死。处死塞尔维特的举动，给反对者一个大肆抨击的理由，也为喀尔文的一生蒙上污点。

一五五○到一五六四年这段期间，喀尔文偏重于圣经释义的写作上，他对圣经熟识，以及对经文属灵意义的贯通，使其解经作品具有相当的价值。一五四九年，慈运理的信徒在布灵尔（HeinrichBullinger，一五○四至一五七五年）的领导下，与喀尔文派联合。

当慈运理在瑞士推行改革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婴儿洗礼的问题。当时慈运理的两位同工——格列伯与曼斯，十分反对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婴儿洗礼。他们认为，圣经中并没有婴儿洗礼的教训，一个人必须在心智成熟的情形下，自愿受浸，才能为他施行浸礼。他们向慈运理表达他们的意见，希望慈运理能够敦促议会，废除婴儿受洗的习惯。然而，议会中有许多议员，都是婴儿时期受洗的，一旦新令颁布，他们马上就会被逐出教会。在现实政治的考量之下，慈运理迟迟不敢行动，引起格列伯等人的不满。一五二五年，苏黎世议会举行关于婴儿洗礼的公开辩论。议会不仅决定保留婴儿洗礼，还通令所有的父母，都必须在婴儿出生八日内完成洗礼，否则就逐出教会。并且，格列伯与曼斯等人私下的研经聚会，也遭到议会勒令停止。命令公布当晚，格列伯与曼斯等人聚集在一起相讨对策。在祷告中，一位名叫布洛克（Blaurock）的弟兄受圣灵感动，跪在地上祷告，要求格列伯立即为他施浸。格列伯应允了，并正式为他施浸。由于他们施行成人浸礼，因此被外人称为“重浸派”。

“重浸派”其实是当时的人们嘲讽他们的谑称，他们自己并不以此为名。事实上，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重浸”，因为婴儿洗礼并无效力，因此，成人的浸礼才是第一次的浸礼。他们自称为“委身的一群”，主张回复到初期的教会模式，废除一切的图像，力求简单朴素。他们专心研读圣经，尤其新约，不关心所谓的信经与教会组织。他们反对路德和慈运理所主张的政教联合，也反对形式化的组织与圣品阶级。信徒和信徒之间，只有恩赐与职事的分别。教牧的责任是研读圣经、督责信徒、带领聚会、关心信徒属灵的状况等。在浸礼方面，惟有真心悔改，愿向主而活的人，才能受浸。在圣餐方面，他们认为擘饼是为了记念主的死，也是弟兄姊妹一起享受的爱筵。因此，他们多在家中擘饼，一面享受家的温馨，一面避免仪式所带来的迷信。此外，他们相信基督的再来，重视基督的托付，格外积极传扬福音。

因着十六世纪政教合一的情形十分普遍，因此，许多执政者与宗教领袖，都对这班反对教会与政治联合的重浸派信徒十分敌视。他们迅速成为天主教与新教的共同敌人，被视为一班反传统、反秩序的异端。一五二五年，格列伯、曼斯、以及其他二十位重浸派的信徒遭到逮捕。格列伯侥幸从狱中逃脱，后却因瘟疫而死亡。曼斯则在主后一五二七年，被推入利马河（RiverLimmat）淹死。布洛克逃出了苏黎世后，四处传道，后来也在一五二九年被天主教逮捕，处以火刑。

一五二四至一五二五年，德国地区爆发农民革命，许多人将矛头指向重浸派。慈运理派、路德派、喀尔文派、以及天主教，联手起来欲将重浸派从欧洲大陆完全铲除。重浸派信徒遭受各样残忍的逼迫：监禁、罚款、淹毙、烧死、折磨……等，只要是当日一切违犯“政府教会”的罪，如：不缴纳什一捐献、不聚会、不参加家庭查经、不肯传道等，都加在重浸派信徒的身上。一五二九年，在施派尔（Speyer）会议中，天主教与路德派达成共识，同意处死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一切的重浸派信徒。短短数年内，数千位重浸派信徒，在世俗政权与教会联手的逼迫之下殉难。

十六世纪的重浸派，几乎遭到当时整个欧洲政治、以及基督教主流——慈运理、路德、喀尔文各派的一致声伐。除了政教联合、婴儿洗礼等争议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少数重浸派信徒，落入了改革的极端。因着这些少数激进分子所造成的社会事件，使得重浸派在历史上蒙受了异端之名。这些激进的人和团体有引起农民革命的闵次尔（ThomasMunzer）、慈韦考（Zwickau）的先知们、贺夫曼千禧年派（Hoffmannites）、以及马提（JanMatthys）的闵斯特王国等。

闵次尔醉心于社会运动，宣称自己有圣灵引领，企图建立一个神治团体。他煽动暴乱、驱赶新教与天主教徒、破坏教会财物，令欧洲人对重浸派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贺夫曼原为路德派信徒，因着不同意路德派的圣餐教义，被逐往丹麦。然而他却转往法国，加入重浸派行列，并开始提倡他的末世思想。他相信自己是神所拣选的领袖，一切反对他的人都会灭亡，并预言基督会在一五三三年降临斯特拉斯堡。贺夫曼的忠心信徒马提，曾自称先知以诺。一五三三年，贺夫曼的预言并没有实现，马提非但不以为意，还宣布贺夫曼预言错误，真正的新耶路撒冷，不在斯特拉斯堡，而是在荷兰的闵斯特。马提率众以武力攻取闵斯特，企图建立一个圣徒王国，却遭到路德与天主教的反制。闵斯特事件使得重浸派在政府、社会、道德、及宗教各方面，均留下了恶名。

上述这些激进人士，并不能代表所有的重浸派信徒。大部分的重浸派信徒，仍持守早期的改革精神，这些能够真正代表重浸派的团体为：瑞士弟兄会（SwissBrethren）、摩尔维亚的胡特尔弟兄会（Hutterites）、以及门诺会（Mennonites）与阿米许派（Amish）。

瑞士弟兄会，乃是指那一班在苏黎世跟随格列伯与曼斯的人。他们是最早的重浸派，主张成人浸礼与简朴圣餐，承继了此派真正原有的改革的精神。

胡特尔（JakobHutter）在奥士柏斯（Auspitz）建立了一个名叫布德霍非（Bruderhofe）的小社区，实行凡物公用。后来有许多重浸派信徒，纷纷来此躲避逼迫，在摩尔维亚建立了许多“弟兄之家”，因此被称为“摩尔维亚的胡特尔弟兄会”。胡特尔于一五三六年，被缚在柱上烧死而殉道。

另一个重浸派的分支为门诺会。门诺（MennoSimons）原为一个天主教神父，一五三○年脱离罗马天主教，后加入重浸派，主要活动范围在荷兰、德国北部一带。门诺的观点与瑞士弟兄会类似，反对婴儿洗礼，以及教会参与政治事务。他们不服兵役，拒绝宣誓，也不任职于政府部门。

十六世纪末，门诺会发生严重的分裂，保守的阿曼（JakobAmman）与其跟随者，自成一个极为严谨的教派，称为阿米许派。他们衣着一致，不修剪胡须，遗世而独居。即使是现在的阿米许派信徒，都还维持着中世纪农庄的生活方式，不使用任何电器用品，不照相，并且以马车代替汽车。他们持守敬虔的外衣，却失去了属灵的实际。

十六世纪的重浸派，遭受许多的逼迫，却为欧洲基督教，如后来的英国独立教会、浸信会、贵格会等，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沃木斯会议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颁布谕令，判定路德马丁为异端，并取缔其一切著作。但因外战频仍，此谕令一直没有彻底执行。德国南部诸王公效忠于帝国和天主教，北部王公们却支持路德。在改教人士与王侯们的力促下，第一次施派尔会议（DietofSpeyer）于主后一五二六年召开，决定在正式的大公会议召开前，王侯们可以自行决定信仰方式，并以信用向神和皇帝负责，因而暂时冻结了处分路德的沃木斯谕令。

一五二九年，施派尔会议二度召开，在查理五世的支持下，支持天主教的王侯们坚决贯彻沃木斯谕令，并拟将改革派的区域天主教化。路德派人士对此提出严正抗议，抗议宗（Protestant，或译为更正教）一辞即由此而来。

一五三○年，查理五世在击退犯境的鄂图曼土耳其大军后，重新审视帝国内的宗教问题，于奥格斯堡召开会议（DietofAugsburg），邀请天主教与路德派双方在会议中陈明信仰。由于不法的身分所限，路德委派了墨兰顿代表出席。墨兰顿在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奥格斯堡信条》（AugsburgConfession），不仅为宗教改革的重要文献，也成了日后路德派的标准信仰声明。罗马天主教方面则立即发表了《反驳书》驳斥其说法，并要求查理五世予以取缔。谈判乃再告破裂。

支持路德的王侯惟恐查理五世以军事行动进行镇压，于一五三一年二月组织“施马加登防卫联盟”（SchmalkaldicLeague）。此时鄂图曼大军再度犯境，双方休战结盟，共御外敌。日后虽又召开几次协商会议，却始终徒劳无功。

第二次施派尔会议结束之后，黑森（Hessen）亲王腓力（LandgrafPhilip）为整合日耳曼与瑞士地区的改教势力，遂邀请路德、慈运理、以及其他多位改革者于马尔堡（Marburg）协商。然因圣餐教义观点之分歧，至终无法达成黑森亲王的合一目标。

当时出席者还有兰伯特（FrancoisLambert），为黑森亲王好友，在法国、德国、瑞士一带进行改革，曾草拟一分教会改革蓝图，主张教会应由会众自治，避免政治势力的介入，却因路德介入而告吹。路德认为，当时的改革派正与天主教对峙，亟需贵族支持，谈民意言之过早。为笼络贵族势力，路德倾向由政权来决定教会的圣职、圣礼事宜。

同时期有一位改革者，既不同流于罗马天主教，又不附从路德派或重浸派，就是西利西亚（Silesia）的贵族士文克斐尔（KasparvonSchwenckfeld，一四八九至一五六一年）。士文克斐尔热爱研读圣经，认为“整本圣经的总和，就是基督”，并建议在遇到疑难经文时，要“以连同上下文一起研究，以经解经”。在教会方面，他主张以新约初期的教会为模型，教会应是在各地出现，以基督为元首，让圣灵掌权，活出基督身体的实际。对于受浸，他清楚“信而受浸”乃一体之两面，必须一致；但是他也没有加入重浸派。

因着士文克斐尔在圣餐的教义上与路德的观点有所分歧，加上其根据圣经所建立的教会日益兴旺，引起了路德派和当局的抨击与迫害，使他四处流浪三十年之久。他所建立的团体不敢承认是教会，恐怕因此被归类为某派，失去服事更多爱主之信徒的机会。他们也暂停施浸和擘饼，祈求并等候圣灵的浇灌，使教会能合一；至于他们的职责，就是领人归主，以真理和生命供应有心者，盼望将来的荣耀。

中世纪的农民，因长期饱受贵族与教会剥削，经常抗议与作乱。路德的改教，支持者大多是农民，不少人是借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要求废弃压迫农民的政治与宗教制度。路德的神学强调信心与自由，更被农民借用作社会运动的基础。一五二四年六月，由于德国南部公侯逼迫路德派，导致农民陆续起来暴动；翌年更蔓延至瑞士及德国各地，低阶人士闻风而从者三十万。接着革命团体出版《十二条款》（TwelveArticlesofthePeasantry），以路德“信徒皆祭司”的观点为由，要求免除劳役和什一税，进行政治改革；又以路德痛斥修道主义为借口而洗劫修院，充公财物。

农民暴动的领导人闵次尔，原为神父，经路德的劝导与援助成为福音传道人，颇受路德器重。但他的思想喜趋极端，渐与路德抵触，终成为反对路德者。他认为路德推翻教皇权威，以圣经为权威，不过走了一半，他却要再走一半，就是纵无圣经之助，人亦可直接从神接受圣灵，借异梦或异象得到“内心之道”（InnerWord）和“内心的光”（InnerLight），而获得启示；同时借着受圣灵浇灌，加入被预定的团体，从世界分别出来。他引用启示录说，可用武力消除不信者，建立神权统治，将神的国度带到地上。这种神秘的属灵主义，便这样开始在更正教中产生影响，并且鼓动农民，使暴动更增加浓厚的宗教色彩。

路德起初对农民表示同情，他曾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父亲、祖父、先祖们都是真正的农民，”并以自己的出身为荣。在暴动初期，他写了《和平的谏言：对斯华比亚十二条款的答覆》，称农民为“亲爱的弟兄”和“朋友”，责备不合理的领主；但他也坚称，基督徒没有权利诉诸自然权力（naturalright）而得到公义，劝戒农民该尊重政府。但农民却回应以更严重的暴乱，越趋残虐，以致杀人放火，无所不用其极。

由于信仰主张不同，加上对于改革见解的歧异，路德的怒气在闵次尔于慕哈森（Mulhausen）率人奉神的名屠杀镇压者，并威胁到威登堡时爆发。震惊之余，路德立即写下《反对农民的集体抢掠与屠杀》，列举农民抢夺、杀人、并假借福音之名行事等三大罪状，应当严惩，各王侯亦应尽所能制止暴乱。

王侯们根据路德的“劝告”大施屠戮，估计有十万农民遭戮，重伤者不计其数，闵次尔亦被斩杀。路德在得知贵族的凶残，十分痛心，认为是自己“击杀了这一切农民，……他们的血要归到我头上”。

农民革命犹如一场梦魇，使路德与农民间产生极大的隔阂。本来农民是路德改教的忠实支持者，农民们也认为路德会了解、同情、并帮助他们；然而路德所关切的并非物质、社会方面的革新，而是宗教、神学上的改良。路德认为，社会总是腐败的，从来不能拯救人，也不会因着有一个好的社会就会使人变得更好；所以基督在世上，最终受到的是苦难；人要得救的方法，就是从社会中被拯救出来。农民革命的结果，使路德与农民从此相互失去了信心。

由于暴动期间，农民以自由、平等为口号进行暴乱，使福音受到扭曲，路德就引用罗马十四章及提前二章神圣权力的教训，企图借俗世权威之手，建立一个和平、有序的社会，俾有利于福音的宣传。而各王侯政权也利用路德的言论，加强中央集权。

农民革命后，德国地区，北部属路德派，南部归到天主教。贵族或地主阶级，惟恐再度有暴乱，情愿王侯加强中央权力，并支持路德，促成德国国教的成形。

早在路德改教前，天主教内部便出现了许多振兴灵性的声音，如《效法基督》的作者肯培多马（ThomasKempis），如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斯（Erasmus）等，主张回到圣经及早期教父的教训。在路德钉上九十五条的同年，“圣爱会”（OratoryofDivineLove）在罗马成立，以后许多强调互助、善行的组织和修会纷纷成立，巡回的修士在城乡里推动奋兴，阅读祷告和灵修作品，无意批判教义，只盼望在生命方面带来复兴。

这段时期成立的修会中，最具影响力的为耶稣会（SocietyofJesus），创办人罗耀拉（IgnatiusLoyola），原为西班牙军人，一五二一年因重伤退役。康复期间阅读有关基督生平及早期圣徒书籍，深受感动，乃立誓成为耶稣精兵，严守纪律，顺从基督。以后他一路求学、旅行、著作，于一五二八年入巴黎大学进修神学。希奇的是，在同一时期，喀尔文亦就读该校，但无迹象显示两人相遇过，日后两人也走了不同的方向。一五三三年，喀尔文参与改教运动；一五三四年，罗耀拉和室友方济及五位伙伴共同起誓，要过贫穷、慈惠、宣教的生活，并完全效忠教皇。一五四○年，教皇同意耶稣会正式成立，由罗耀拉制定并修改规例。

耶稣会有三项主要任务：对抗新教、提供高品质的教育、推动宣教工作。对于耶稣会教士，神在地上的国度集中于罗马教会，以教皇为代表，所有离开教廷组织或教义者皆为异端。他们在义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迅速扩展，并在宗教裁判所的支持下，四处攻击更正教徒，又将天主教传播到美洲、非洲、亚洲等地。明朝来华的利玛窦、汤若望等即为耶稣会的传教士。

因着更正派的威胁，天主教中下层教士及学术界，兴起召开大公会议研拟改革的呼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即位后，亟思改革教会。起初他希望借路德达到目的，但路德太过激进。一五二一年教皇利奥十世突然亡故，在查理五世的压力下，教廷选出曾担任他导师的哈得良（Hadrian）继任。哈得良相当虔诚，也曾参与许多改革活动，包括圣经研究、神职教育、改进讲道方式等；继任后他规划了一连串裁员、节流的改革措施，同时天天主持弥撒。但他轻看了路德的改教，以致在位二十个月后，便心力交瘁而死。他的墓碑上写着：“他一生最大的不幸是被选立为教皇。”

保罗三世于一五三四年就任教皇。在世俗的压力下，他采取了具体改革的方向与作为，严厉对付教士的不良素行，同意耶稣会的成立，又任命几位杰出的致力改革人士为枢机。为了抗衡反对的枢机们，他催促查理五世及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协助他召开大公会议；终于在一五四五年开始了天特大会（CouncilofTrent）。会议长达十八年，一共召开二十五次，为天主教历史上的重要转捩点，影响了往后四百年天主教的组织与教义。会议中详细讨论引起争论的教义，并拒绝一切更正派观点，重申传统与教皇的权威，反对圣餐“变质论”以外的一切立场，强调圣礼的功效，重新肯定炼狱与善功的观念。会议并决定以《武加大》译本圣经作为天主教的标准译本，宣布罗马天主教会是圣经的诠译者。

天特会议不仅确定了天主教的教义，也针对神职人员的纪律进行改革，许多教廷弊政逐一扫除，为中世纪后的罗马天主教稍微带来一丝振兴的气象。但是由于改教人士的缺席，同时教会的本质不但未改，反而更高举、肯定其错误的体系，所以又被称为“反改教运动”（Counter-Reformation）。

路德鉴于天主教的压迫，与俗世政权妥协，采取授与圣职仪式。一五三六年十二月，路德苦心构思出一篇信经，于翌年二月被批准，名为施马加登条款（SchmalkaldArticles）。

路德去世后，跟从者在神学观点上出现了分歧。路德的助手墨兰顿性情温和，一面主张与罗马天主教和解，另一面又有几分欣赏喀尔文派的教义。为了与天主教妥协，墨兰顿与德国主教草拟一分《来比锡临时和约》，约中坚持路德派的基本教义，却同时保留天主教的部分传统。这引起一些忠于路德的信徒十分不满，称墨兰顿与其跟随者为“腓力派”（墨兰顿全名为腓力墨兰顿），称自己方为“正统路德宗”。

双方一直争执到奥格斯堡信条五十周年后，一五七七年的《协和信条》（FormulaofConcord），才暂时止息，获得多数路德派的认同。然与奥格斯堡信条相比，协和信条不仅僵化、缺乏活力，且极富经院哲学意味；而信义宗高等神学亦由此发轫。一六二二年，耶拿大学的格哈德（JohannGerhard）发表了《神学大全》，为路德派（信义宗）典型的经院哲学派全理性神学。

“施马加登”同盟成立时，不仅包括德国北部，亦有南部一些大城加入。以后查理五世与法国和鄂图曼开战，无暇干涉路德宗的发展；慈运理等人战死，更使德国南部转而支持路德宗。按一五四六年的统计，似乎德国地区有十分之九属路德宗；超过三分之二的奥地利人为其教徒。包括波希米亚、摩尔维亚、波兰大部分皆属更正派，亦散播往周围诸国。

但此刻路德宗亦遭遇最艰苦的时期。查理五世于一五四四年与法国订立和平条约，双方同意在境内扫除更正教；隔年十月又与鄂图曼订立停战协定；十二月天特会议召开，路德宗决定不派代表，使皇帝和教皇得到武力攻击的口实。一五四六年二月十八日凌晨，路德病逝于出生地，葬于威登堡教堂中的讲坛右侧。不久教皇发动“十字军”，凡加入者皆获大赦，又以赀财援助查理五世。翌年“施马加登”同盟大败，萨克森选侯腓德烈及黑森亲王腓力皆被囚，改教运动的熊熊圣火几成死灰。

由于教皇和查理五世之间的纠结，各自为政，互相忌惮对方势力，以致成为水火。一五五二年，查理五世再度与鄂图曼、法国交战；新任萨克森公爵阵前倒戈，威胁查理五世缔结和平条约，规定恢复一五四五年的宗教情势。三年后，奥格斯堡会议召开，路德宗的改教运动获得天主教承认，确立“谁的地区，谁的宗教”，各王公得择一信仰，少数意见离异者可移居他处；但却排除了慈运理、喀尔文派、和其他所谓过激主义，且不包括尼德兰地区（今荷兰）和德国境内的天主教会。

十六世纪的欧洲，因着宗教版图的重整，爆发了多次的战争。归其原因，主要是一开始天主教即采用诉诸武力的方式镇压，以巩固其教权；这迫使改革者揭竿而抗之。在奥格斯堡和平条约后，天主教随即将矛头指向其他更正派，无论是当时最强大的西班牙、仍属天主教信仰的法国、欲恢复天主教信仰的英国，皆在其辖区掀起大规模的逼迫；如西班牙统治下的荷兰，有数以万计的人成为“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英国的玛丽女王也获得“血腥玛丽”的称号。

这些争战最后几乎都是更正教获胜。如一五九八年，法王亨利四世为得王位，由更正派信仰改为天主教，却颁布《南特诏书》（EdictofNantes）容许宗教自由，并给与更正派政治权利。一五五八年伊莉莎白一世继任英王，对宗教采取温和政策。一五八一年，荷兰共和国向西班牙宣布独立，喀尔文派成为官方宗教。

虽然如此，并未结束宗教纷争。在日耳曼地区，天主教及喀尔文派皆不满意奥格斯堡的协定。耶稣会要求取回落入更正派手中的产业；日渐强大的喀尔文派不满自己仍被视为违法宗教；加上世俗王侯间的政治恩怨，最后终于引发了一场看似无关紧要且无意义的大战，即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的“三十年战争”。

战争分为四个阶段，从波希米亚、摩尔维亚（今捷克）延至奥地利，扩及欧洲大部分地区，牵连甚广，摧残极烈。就中欧地区而言，人口锐减三分之二，举目所见田野荒芜，工商摧毁殆尽，凄凉之景持续近一世纪。战火结束于一六四八年签订的西发里亚和约（PeaceofWestphalia），厘定国土边界，重申“谁的地区，谁的宗教”原则，把更正教各派包括在内，并且王侯不得改变其信仰，天主教不得干涉各邦的宗教事务。于是更正教得以与天主教分庭抗礼，获得日耳曼地区的支持；双方在那地的地理界限，迄今亦无太大变迁。

丹麦、挪威、瑞典于一三九七年签约，成立联合王国，主由丹麦管辖；路德改教时，丹麦国王也想凭自己的权威，建立归他管辖的教会体系。所以在瑞典，他借口护卫天主教，扑灭瑞典爱国政党，导致一五二一年瑞典独立成功，并于一五二三年十一月拒绝批准教廷主教的选举，拒缴教会税，与天主教决裂，加入更正教；一五三一年选出第一位更正派的大主教。对于挪威，丹麦王赞助改教运动，却又处处干涉，终于一五二三年遭流放。

被选继任之丹麦王，被选条件为必须拥护贵族权，并禁止更正教“传播异端”。他巧妙的挑起贵族嫉妒有势力的大主教，并渴望自己能得到一些天主教的产业，来支持自己的改教政策。一般平民因厌恶天主教的恶例，如滥卖赎罪券等，也赞成国王的措施。一五二七年，国王下令主教职位应由国王委任，承认信义宗与天主教地位相同。一五三二年，丹麦获准加入施马加登同盟，正式接受信义宗的信仰。

挪威因与丹麦联合，受其影响，接受信义宗信仰。辖管的冰岛，由于两位主教当中一位的继子受教于路德，返乡后于一五四○年继任主教，立即发起改教运动，刊行冰岛文的新约圣经译本。一五五四年，冰岛定信义宗为国教。

瑞典改教源于两位曾在威登堡大学受教的学者，返国后大力倡导信义宗。一五二一年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古斯塔夫（GustavusVasa）曾受教于二人，当选国王后经济困难，乃借改教运动没收天主教财产，削弱大主教的权势。一五二六年出版瑞典文的新约圣经译本。翌年国会决议，国王是瑞典教会最高领袖，接受信义宗信仰。此运动迅即传入芬兰，于是整个北欧成为信义宗的天下。

在三十年战争中，最初丹麦参与更正教派。一六二九年更正派大败，天主教颁布归还谕，强迫全欧洲回复到天主教制度中。一六三○年瑞典王“北方雄狮”阿道夫古斯塔夫（GustavusAdolphus）为免瑞典沦为天主教下一个目标，先一步为保卫更正教率军登陆德国地区，隔年大败天主教同盟军，长驱直入莱茵河。又次年，与天主教名将华伦斯坦（Wallenstein）会战于来比锡附近的卢茨（Lutzen），因浓雾与部队主力隔离，力战而死，但是更正教却获大胜。

法国此时虽信奉天主教，眼见哈布士堡王朝（Habsburg）势力不断膨胀，先经援瑞典，后派兵参战，至终和瑞典同为战胜国。瑞典国势骤强，使波罗的海成为其内湖。更正教经此一战，终于完全确立了其宗教版图。

三十年战争后，德国地区正式成为更正教的区域，但是教会也逐渐形成国教，脱不开政府的干涉与安排；神职人员形同公职，造成灵性上的普遍低落。此外，路德重视个人与神的主观经历，逐渐被墨兰顿条理式的信仰所取代，发展成经院哲学般的信义宗主义；名义上根据圣经，实际上却是一种刻版、僵化的教理解释。因此不过短短一百年，信义会就从原先注重与神相交的主观信心中，再度落入了死沉的道理与仪式。只要谨守洗礼，领受圣礼，遵守规章，定时礼拜、听道，就称得上是一位好信徒。于是激起一些改革者追求更深、更有意义的基督徒生活。注重生命经历的敬虔运动，便在十七世纪的欧洲普遍展开。由于追求敬虔生活，因而被称为“敬虔派”（ThePietists）。

这班信徒并未推翻或脱离信义会，而是将路德所主张的“理想”一一实行出来。他们常在家中聚集，几家聚在一起读经、祷告。聚会并非一人讲、众人听，乃是在“人人皆祭司”的原则下，共同分享。他们认为读经不重在知识，乃重在生命与喂养；圣经必须应用于实际的生活中，以活出圣洁、道德的生活。在个人经历方面，他们注重信徒悔改与重生的主观经历，并以基督为中心，被祂的恩典充满。此外，他们也实行社会救济，赒济穷人和寡妇，极力推行海外布道，为当时僵化的路德会，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

德国敬虔运动的主要人物施本尔（PhilipJacobSpener），一六三五年生于亚尔萨斯（Alsace），三十五岁成为法兰克福路德会牧师。他曾走访瑞士，受到拉巴第派信徒的影响。拉巴第（Labadie）原为天主教修士，由于看见当时天主教与更正教的败坏，决心回复圣经中初期教会的样式。他认为敬虔生活的能力，源自与神的交通；人只能透过圣灵的光照，才能明白圣经。拉巴第先在日内瓦执牧，后转往荷兰米第堡（Middelburg）进行改革，并曾试图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家庭教会”，但至终没有改革成功。

施本尔也受到亚仁特（JohannArndt）《真基督教》（TrueChristianity）的影响。由于三十年战争所带来的动乱与灵性低落，施本尔深感教会亟需改革。他强调重生的重要，鼓励信徒对基督都有个人的经历，并建立个人祷告、读经等习惯。一六七五年他出版了《敬虔愿望》（PiaDesideria）小册，提出复兴路德派的六项建议：（一）个人精读圣经；（二）恢复信徒皆祭司的真理与实行；（三）除圣经知识，亦须有爱心行为与生活；（四）读经不重教义辩论，乃重寻求真理；（五）需以崇高的道德标准重组大学；（六）复兴福音讲台，广传福音。

施本尔在家中召聚信徒读经、祷告、分享，盼望恢复使徒时代人人尽功用、彼此互相的聚会方式。尽管他自始至终都是虔敬的路德会教徒，但他的改革却受到路德会神学家的猛烈抨击，认为他过分重视灵修，轻忽教义。不过他的改革仍吸引许多寻求敬虔的信徒，为十七世纪德国地区的基督教注入一股清流。

深受施本尔影响的人中，有一位名为富朗开（AugustHermannFrancke）的青年讲师；他在一六八七年经历了主观的悔改与重生，后在德勒斯堡与施本尔共居二月之久，完全接受敬虔主义。返回来比锡后，他在大学里演讲，深受欢迎。此举引起路德派选侯的不安，下令禁止居民举行“小聚会”，富朗开便转往尔弗特执牧。

一六九一年，布兰登堡选侯腓德烈三世（后成普鲁士王腓德烈一世）于哈勒（Halle）自建一所大学，在施本尔的引荐下，富朗开前往哈勒附近的格劳查（Glauchau）小镇牧会，并出任哈勒大学的教授。在他长达三十年的影响下，哈勒大学成了敬虔运动的中心。他创办儿童教养院、圣经学院、拉丁学校、孤儿院、救济中心、医疗所、及印刷圣经的出版机构，救济穷人，并且兴办教育。到他去世时，受教学生已达二千二百位之多，另有一百三十四名孤儿受到妥善照顾。新生铎夫（Zinzendorf）亦曾在此寄读。这些庞大的开销来自于富朗开的信心、祷告，及欧洲各地的捐款。

哈勒敬虔运动另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就是海外宣教的热忱。一七○五年丹麦国王征召到印度开展的传教士中，就有两位哈勒的学生。十八世纪期间，哈勒及其教育机关更差出了不下六十名海外宣教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士瓦次（Schwartz），毕生于印度传道，直到逝世。

在教会历史上，敬虔主义具相当的贡献。一位激烈敬虔派信徒亚尔诺德（GottfriedArnold）于一六九九年发表《中立的教会与异端史观》，认为信徒不能因当代潮流而判定异端，必须深入其思想。他甚至认为基督教历史中，许多“异端”所阐明的真理，比所谓的“正统”所阐明的还要多。相较于当时普遍驳斥与主流教会不符的教会历史而论，此观点无疑是一大进步。

一四一五年，胡司约翰以异端之名被天主教烧死后，跟随者遭遇极大的逼迫。胡司的信徒分为三派，其中有一派既不与政治妥协，也不以武力抗争，宁愿为信仰受苦。其中一位基利司基彼得（PeterofChelcicky），写了一本书，将教会比喻成一栋房子，历经多年而成一个倒塌焚毁的废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从这些断垣残壁的瓦砾中，找出真正的根基，逐渐加以恢复。

这班受逼迫的信徒，隐居在波希米亚肯瓦谷（Kunwald）的村庄里。一四五七年，他们依照圣经的原则设立教会，称为“合一的弟兄们”（UnitedBrethren），此即摩尔维亚教会的前身。他们认为自己活着乃是为了要事奉神，应在凡事上为神而活。他们彼此相爱，互相劝勉，过着安静与敬虔的生活；无论是生活或是事奉上，都为荣耀神而行。他们就这样平静的度过五十年的生活。

一五○一年，他们开始使用圣诗集。以后他们与路德和喀尔文皆有联络，在教训上越趋完备。一五一七年，更正教在德国刚起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联合起来攻击，也未放过这样的一班人，几乎将他们灭绝，此后一直陆续有逼迫。一五四八年，皇帝下令将他们赶到波兰，至终在奥斯曹洛（Ostrorog）安顿，广传福音，建立教会。

一五五六年，新任波希米亚国王准许他们回到家乡，恢复聚会。教会大而兴旺，遍及波希米亚、摩尔维亚、波兰三地。一五七一年，一位波兰贵族来到他们的聚会中，感动的说，“永生活神啊，我心里充满何等的喜乐，因为我所看见和所听见的，的的确确让我身处在以弗所、帖撒罗尼迦或其他使徒时代的教会中。我亲耳听见，也亲眼看见自己在新约书信中所读到的一切……。”一五七九至一五九三年间，他们将圣经译为捷克文，这个版本成了今天捷克文圣经的蓝本，也是捷克现代文学的基础。

合一弟兄会中亦有贵族加入，为避免随时受到逼迫，亟思将其立为波希米亚国教。一六○九年，在贵族武力要胁下，波希米亚国王签署了宗教自由宪章，由政府成立“维护宗教委员会”，负责执行保护更正教的信仰声明。

一六一七年，信奉天主教、受耶稣会教育、反改教的菲迪南二世（FerdinandII）成为波希米亚王，与耶稣会和信奉天主教的大臣联手，废止信仰自由的保障。信仰更正教的贵族不肯接受，声称有权选举自己的君王，于一六一八年将两位天主教摄政者从一个窗台上抛下，并召兵推翻菲迪南，另选信仰喀尔文派的帕拉丁（Palatinate）选侯腓德烈五世（FrederickV）为王，驱逐耶稣会教士。双方冲突至此越演越烈，更不幸的是菲迪南于一六一九年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使得原是地域性的战争，至终扩大到帝国全境，甚至欧洲大部分。“三十年战争”便这样拉开了序幕。

一六二○年，布拉格城外的“白山之战”，天主教联合军大胜，多名支持改教的贵族被斩首，国内产生暴动，许多人扶老携幼离开波希米亚与摩尔维亚，人数多达三万六千个家庭。整个十七世纪，合一弟兄会的信徒只能在暗中敬拜神，在当时的领导人康门纽（JohnAmosComenius）激励下，成为神所保守的“隐藏的种子”。

一六六○年康门纽曾写着：“经历告诉我们，有时神让某些教会被毁坏，却兴起别的教会，或使他们在别处重新兴起。神要使一个教会在原地存活、死去，或者在别处复兴，我们并不知道。……照着神自己的应许，福音总是要被那些受过神正当管教的基督徒，传给地上其他的人民。因此……我们的损失，要成为世人的祝福。”

一七○七年，耶斯克乔治（GeorgeJaeschke）在他八十三岁临终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好像现在弟兄们的教会已经到了尽头，但是亲爱的孩子，你们将要看见一个大的拯救，是一切遗留下来之人的分。我不知道这个拯救会临及摩尔维亚本土，还是你们得离开这个巴比伦之地；无论如何，我深信这个拯救就要实现。……有一个避难的地方为你们预备，在那里，你们能够没有惧怕的，照着主的圣言事奉祂。”果然，日后他的儿子与孙子，就是第一批带着妻子儿子，踏上新生铎夫庄园的摩尔维亚信徒。

康门纽约翰（一五九二至一六七○年）出生于摩尔维亚的尼布尼兹（Nivnitz）。他的父亲康门纽马丁是敬虔的合一弟兄会信徒，去世于康门纽十岁那年，除康门纽外他还有两个女儿。之后两年内，康门纽的母亲和两个姊妹也相继去世，他在无依无靠下投靠了住在史翠斯尼兹（Strassnitz）的伯母，在那里接受初级学校教育。一六○八年，康门纽进入摩尔维亚弟兄会所办的普雷劳（Prerau）拉丁学校，正式接受中等教育。两年后进入德国纳塞（Nassau）的黑尔本（Herborn）大学就读。

一六一八年起，康门纽在富尼克（Fulneck）牧养合一弟兄会。一六二○年西班牙军进入富尼克，大肆破坏，他逃到薛勒帖查尔士（CharlesvonZerotin）的城堡避难，成为当地弟兄们的领袖。他在古堡中写下《世界迷宫与心灵乐园》一书，性质类似《天路历程》，以寓言方式陈述人在世上找不到平安，惟有内住的基督才是人真正的平安。

以后康门纽被迫再度逃难，带着最后一批摩尔维亚信徒离开；途中因饥饿和瘟疫，妻儿相继去世，但他仍激励信徒，相信神必会为他们存留一些“隐藏的种子”。他们最后在波兰的里萨（Lissa）栖身，康门纽在当地学校任职，亦曾到英国、瑞典等国。一六五○年，康门纽写下《临危母亲的见证》，说到那怀育信徒的母亲——教会，已经成了喝醉儿女之血的魔鬼，众姊妹——福音派教会应悔改，离开那亵渎神的巴比伦。他也呼吁一切诚实呼求主名的人，在真理中彼此联结，合而为一；回到圣经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真理根基上，逃避没有知识的热心，借着交通得着神的怜悯、耶稣的宝贵、及圣灵的恩赐。

一六六○年波兰遭遇天主教逼迫，康门纽又带着信徒逃往荷兰，并著作《哀痛之声》及《不可少的一件事》。一六七○年他逝世于阿姆斯特丹，死前已誉满全欧，被公认为教育工作的伟大先驱之一。

十六世纪的尼德兰（Netherlands，即荷兰），由十七个隶属西班牙统治的行省组成，范围包括今日的比利时与荷兰，共有三百五十城。由于农、工、商业兴盛，遂成人文荟萃之地，人文主义之王伊拉斯谟斯即出身该地。由于印刷业兴盛，圣经各种版本和相关书籍大量出版发行。所以路德派、瓦勒度派、门诺派、共同生活弟兄会、神秘主义、人文主义、和喀尔文等新教各派，都在这里得到发展。

由于出身相同，奥古斯丁派修道士很早就接受了路德的教义，并组织宣传机关，使得凡有德国侨商的尼德兰诸城成为散播改教思想的中心。后来由于天主教的压迫，喀尔文派主张用武力抵抗，便大为得势。到了一五五五年查理五世退位，将西班牙、荷兰、义大利境内西班牙属地的统治权授与其子腓力二世时，尼德兰大多为喀尔文派，其次为重浸派，信义宗反成少数团体。

腓力二世为使尼德兰与西班牙在政治与宗教上齐一，将实权交由以红衣主教的枢密院管理，并且令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此执行消灭异端的任务，派兵镇压反抗者。自一五六七年起，六年内处死了一万八千人，令全国充满恐惧气氛；又没收大批财产，课征十分之一的营业税，严重破坏经济。凡此皆引起贵族与中产阶级大为不满，因而爆发反抗行动。

一五七二年，奥兰治亲王威廉（WilliamofOrange）率众起义，夺得布利尔省（Brill），尼德兰主要大城如西兰（Zealand）、弗立斯兰（Friesland）、乌特勒支（Utrecht）等纷纷响应。经过长期交战，北部七省终于一五八一年成立了荷兰邦联（UnitedProvinces）。一五八四年，威廉遇刺身亡，由欧顿巴内威（JanvanOldenbarnevelt）代领其众，宣布接受喀尔文派信仰。

荷兰的奋战得到英国女王伊莉莎白提供的军援，加上长期政治恩怨，腓力二世决定以“无敌舰队”进攻英国，再回师平定尼德兰。舰队刚到达加莱（Calais），从普利茅斯（Plymouth）前来突袭的英国海军已经放纵火船突入，然后在狂风暴雨的帮助下发动猛攻，西班牙军大败。不过战争仍持续到一六○九年，荷兰邦联终获自主权；但要到一六四八年三十战争后，西班牙才承认其独立地位。

在革命期间，由于主张武力自卫，喀尔文派教会逐渐在荷兰地区取得绝对地位。他们采用长老制度、海德堡教义问答（HeidelbergCatechism）、和一五六二年议决的比利时信条（TheBelgicConfession）。一五七一年，全国总议会在荷兰境外的艾姆顿（Emden）举行。一五七三年，奥兰治的威廉接受了喀尔文派信仰。

因着通商贸易的精神，以及在独立过程中对邻国援助之需要，荷兰的更正派对于各种不同的信仰极为宽容，甚至允许天主教徒自由居住与谋生，让重浸派信徒公开聚集，使得此地成为受宗教逼迫之人的避难处。神祝福此地，在十七世纪初成为海权强国，甚至一度占领台湾及印尼。

西门门诺生于一四九二年，原是天主教神父。根据自述，他二十四岁在北荷兰的乡村中当天主教神父时，从未碰过圣经，对饼杯也没有认识。当他开始研读圣经后，便发现天主教的许多积习都不符合圣经教训，乃在一五三○年脱离了罗马天主教，成为自由的福音派传道人。

以后门诺听见重浸派遭逼迫一事，深感希奇。他殷勤查考圣经，发现圣经从未提及婴儿洗礼。一五三六年，门诺遇见了一些重浸派信徒，看见他们敬畏神，过清洁的生活，将闵斯特的暴力事件视为畏途，厌恶世人的宗派纷争，只单纯的传扬福音，并背负十字架，便深受感动及吸引。在他们的请求下，门诺重新受浸加入他们，肩负起牧养群羊的责任。

一五三七年起，门诺四处探望并加强那些分散在各地的信徒，将他们再度召聚起来，建立教会，并劳苦作工，达二十五年之久。门诺自述：“我将身体和灵魂，都交在主的手中，……照着神的圣言，给人施浸，尽自己的一点点恩赐，为主作工，建造祂的圣城和圣殿，把失落的石头搬回原来该摆放的位置。”门诺反对以暴力对抗逼迫，认为信徒应在沉重的试炼与苦难中，借着基督的恩典，彰显神的性情；使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神学家，以及那些流人血的暴君，蒙羞退后，站立不住。

一五四三年，门诺被人诬告为不法之徒，迫使他离开荷兰四处飘泊。几年后，他获得丹麦的阿福德伯爵（CountAlefeld）庇护，得以在和勒斯坦（Holstein）的弗瑞森堡（Fresenburg）居住，为重浸派信仰出版辩护文字。这些出版品使得当权者对重浸派信仰稍有认识，因而缓和了逼迫，使信徒获得一些聚集的自由。一五五九年，门诺在弗瑞森堡平安离世。

十七世纪中，荷兰独立运动结束，神学之争立即在更正教会中展开。主要的分歧在于神学家们在选召和救恩的真理上意见分歧。一派以喀尔文为首，主张无条件的选召和有限的救赎基督（基督只为选召者死）。另一派以莱顿大学（UniversityofLeiden）的神学教授亚米纽斯（JacobusArminius，一五六○至一六○九年）为首，反对喀尔文的观点，又被称为“抗辩派”（Remonstrants）。

亚米纽斯于一五七六年至一五八二年在莱顿大学受教，后至日内瓦深造，一五八八年回到阿姆斯特丹任牧师，后进莱顿大学教授神学。身为神学教授，亚米纽斯必须回答许多关于神的定旨与选召方面的神学问题。因此他开始质疑喀尔文神学中的无条件选召，以及人对救恩的责任。这样的争论先在莱顿大学校内，随即蔓延至整个荷兰更正教。

喀尔文派认为，人是全然堕落败坏的，全然受罪的辖制，在得救的事上毫无用处。神在人堕落之前，已经预定好那些人蒙拣选。在人堕落之后，神就将得救的恩典仅赐给那些蒙拣选的人。亚米纽斯则是认为，人因着亚当犯罪而软弱，但人有自由的意志拣选属灵的事。神并没有在人堕落以先，就预定拣选某些人。人的堕落乃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在人堕落之后，神才进行拣选。

亚米纽斯死后，艾顿波加特（Johannes）接续他的工作，继续发展其观点，一六一○年在官员支持下，发表宣告其信仰的《抗辩宣言》：（一）相信耶稣的救恩者可以得救；（二）基督为所有的人死；（三）圣灵帮助人行真正的善；（四）人可以抗拒神的救恩；（五）基督徒有可能失去其救恩。

两派的争论延伸到政治，省长支持抗辩派；其政敌支持喀尔文派，主张召开国家会议解决争执，省长却以各省独自处理宗教事务为由拒绝。一六一八年发生政变，省长遭到逮捕，隔年被处决。喀尔文派随即召开“多特会议”（TheSynodofDort，一六一八至一六一九年），是更正教有史以来最大的会议，来自荷、英、德、瑞等地的更正教均有代表出席。会议中一致通过拒绝亚米纽斯的决案，并批准《比利时信条》和《海德堡教理问答》为荷兰改革宗共用的教义准则。至于亚米纽斯则成为循道会主义（Methodism）的先锋。

早在改教前的一百年（十四世纪），出身于牛津大学的神学家威克里夫约翰（见第三章），已对天主教提出种种批判。威克里夫的改革运动比路德马丁早了近一百年，但改革要点却与路德不谋而合。他在论文中明确指出：“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真正的信仰，”并且“只有圣经是真理”。他认为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于神，掌权者必须在运用权柄的事上，向神负责。这等观点不仅否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威，也否决了神职人员的中保地位。

威克里夫又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版，以方便平民阅读。此举产生了重大影响，直接帮助许多人接受圣经作为信仰与行为的准则。他们接受圣经的权柄，痛斥教会堕落与拜偶像。据说当时英国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威克里夫派信徒。

威克里夫的改革自然引起罗马天主教的不满，然而因着英国贵族的保护，威氏生前并未受到审判。但在他过世后的几个宗教会议中，教廷不仅以异端之名将他的尸骨掘出焚化，且下令烧毁其著作，并逼迫跟从他的人所组成的福音团体“罗拉德派”。不过此派并未因此在英国消失，反而深受中下阶层人士的喜爱，反圣品的思想深入民心。加上当时的人文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大量涌入的路德著作，形成英国改革的几个主要原因。

英国对罗马教廷早已厌烦。一二一五年英国制定大宪章（MagnaCarta）时，就已保障贵族在教廷权威下的基本自由。之后在教皇迁居亚威农时期，国会更立法通过禁止向罗马教廷申诉的法令，宣布国王才是处理国内宗教案件的最高权柄。但从十六至十七世纪，英国改革的真正导火线，却是英王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

亨利八世的妻子凯瑟琳（Catherine）为西班牙公主，是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西班牙王查理五世的姑母，结婚十多年未能生子。亨利借口担心王位无子继承将引发英国内战为由，要求教皇准许他休妻另娶。教皇因惧怕查理五世而迟迟不敢答覆。亨利因与宫内女官波丽安（AnneBoleyn）发生热恋，更急欲解决休妻一事。此时剑桥大学教授克蓝麦（ThomasCranmer）向亨利建议，可就此事向各大学的神学家征求意见。亨利一面寻求学者们的支持，一面强迫神职人员承认国王为英国教会的元首，应停止纳税给教皇，并禁止向教皇申诉。为获得一般平民必要的支持，于一五二九年复活节准许更正派的书籍流传，一五三二年任命热心的更正派信徒高威尔多马（ThomasCromwell）为首相。

一五三三年，亨利迎娶波丽安，并立克蓝麦为坎特布里大主教，承认其婚姻。隔年，教皇革除亨利八世的教籍；英国国会则通过《最高权威法》（TheActofSupremacy），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世间惟一元首”，又通过《叛逆条例》（ActofHighTreason），宣布任何人若称英王为异端，或否认宪法所授与国王的头衔，将属叛国死罪。接着亨利宣布在英国教会祈祷册中，删除教皇的名字。英国遂与罗马天主教完全分离。

一五三五年，亨利处决几位不肯承认国王权威的知名人士，包括前剑桥大学校长，同时也是红衣主教的斐设尔（JohnFisher），以及亨利昔日的好友，《理想国》的作者莫尔爵士（ThomasMore）。他又没收各地修道院的土地和财产，部分用以建筑学校或新主教区。结果多达三百七十六处的修道院被解散，六百四十五个修道院因而破产，致使修道主义在英国完全绝迹，由清教主义取代其地位。

在亨利混杂的婚姻关系上，始终支持亨利的大主教克蓝麦，倾向信义宗的观点。他接受威克里夫思想，盼望国家负起改教之责，并以推行圣经为首要。一五三六年，在克蓝麦的主导下，以奥格斯堡信条为根据，刊行《十项条文》（TenArticles），对更正派作出最大让步。文中以圣经，和使徒、奈西亚、亚他那修三信经作为信仰准则，仅保留洗礼、告解礼、晚餐礼作为必要圣礼。只是亨利仍坚持圣餐变质、亡者弥撒、偶像崇拜等传统。

接着有改革派问答集《基督教人之培养》（TheInstitutionofaChristianMan）的编著，以及几种圣经译本问世。一五三五年，以廷德勒译文为主干的科威德勒（MilesCoverdale）圣经英译本刊行，在克蓝麦与高威尔的准许下，各教堂需购置一本（以廷德尔译文为主干）的英文版圣经，供民众阅读；并以英文教授主祷文与十诫，然而圣礼仪式仍以拉丁文为主。一五三九年克蓝麦序言的《大圣经》（TheGreatBible）刊行。亨利谕令一切会众要购买圣经，一切教士也要劝勉人民勤读。

尽管亨利与天主教决裂，但在信仰上仍以天主教的教义与礼仪为正统。亨利所要的，乃是一个在性质上属于国家、严格归国王管辖、改革的罗马教会。为了对抗法国和西班牙的攻击，亨利寻求德国地区路德派诸王侯的协助，但他们拒绝缔结任何不以承认信义宗教义为根据的盟约。亨利大怒，改与法、西妥协，于一五三九年强迫议会通过《六项条文》（SixArticlesAct），禁止任何人在英国境内传授信义宗的教义，并打击一切包括路德派在内的改革派信徒，重新持守天主教教义，处决一切对变质论持异议者。

一五四○年亨利再娶一天主教徒凯瑟琳（CatherineHoward），并与查理五世订立军事同盟，作为他拒绝改革派的表示。一五四三年他又再婚，同时下令“所有英文旧约及新约圣经，凡根据廷德勒……译本的，均须废止毁灭，不得保留”，凡不遵行者即遭厉严处分。信徒虽可阅读其他书籍，但只有官员、贵族等可与家人谈论圣经，商人可以私下阅读，其他人等皆不得公开或私下阅读圣经。亨利这种天主教的反动残暴性，赢得了“英国的尼罗”称号。

亨利于一五四七年逝世，由第三任妻子生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继承王位，登基时年仅九岁，由舅父西蒙尔（EdwardSeymour）摄政。聪明的克蓝麦直到此时，才在教会政策上大量引导采纳更正教的方式，而得以领导创建英国改教运动文学上的新里程碑。爱德华自幼便接受改教家的训练，加上西蒙尔对于佃农阶级十分友善，也保护宗教上的自由，使得更正教的势力渐长。

一五四七年国会推翻之前的《六项条文》，准许有限的思想和出版自由。在克蓝麦的欢迎下，欧洲改教家和相关著作，纷纷进到英国，加强更正教的工作，并训练出许多优秀的教士。一五四九年，国会实施《合一条例》（ActofUniformity），传令各地教会使用克蓝麦编纂之《公祷书》，保留主教、长老、执事三级，仪式务求简单，用英语礼拜，以圣经和读经为崇拜根本。今日英国教会仍大致沿用此书。一五五三年，克蓝麦又与六名神学家完成《四十二条信经》（Forty-twoArticlesofReligion），以后修改减至三十九条，为英国教会提供了教义规范。

一五五三年爱德华过世，由其姊玛丽（亨利第一任妻子凯瑟琳之女）继位，推翻爱德华任内所有的宗教法令，企图使英国重回天主教怀抱。一五五四年她率领国会阁员下跪，由天主教撤除英国异教的罪名，得以重返大公教会。又在表兄查理五世的安排下，嫁给他儿子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此事令英国人民大感不安，深恐外国势力介入。玛丽仍无视于各地的骚动，极力促使英国重返天主教，处决了克蓝麦等近三百位更正教领袖，许多人被迫避难至苏格兰或欧洲大陆；她也因此获得“血腥玛丽”（BloodyMary）的称号。殉道者当时所表现的勇气留给英国人民难以磨灭的印象，爱国主义和更正教因而在他们心中成为同义辞。

一五五八年，无子嗣的玛丽病亡，由其妹（亨利第二任妻子波丽安之女）伊莉莎白继承王位，改以两面讨好的温和政策寻求人民支持。一五五九年，国会通过新版的《最高权威法》，废弃教皇权威，以英王为教会的最高管理者（SupremeGovernor）；但多位神父拒绝签署。同时主教们拒绝承认国王权威，几乎全遭撤换。天主教强力的反抗，将伊莉莎白推向了更正教。她重新修订信经为《三十九条信经》，成为英国国教的信仰宣言，于一五七一年取得国会同意。一五六三年，国会通过《立誓法》（TheTestAct）要求官员立誓效忠女王，又不许天主教徒加入下议院。同时福克斯约翰（JohnFoxe）的《殉道者》（BookofMartyrs）问世，更激起人民对天主教的反感。

当时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是天主教徒，为伊莉莎白的表妹，丈夫是法国国王。一五五九年，成为喀尔文派的诺克斯约翰（JohnKnox）由日内瓦回到苏格兰，发动宗教改革；法国打算派兵镇压。翌年伊莉莎白与喀尔文派结盟，阻止法国势力的进入。一五六七年喀尔文派长老会得势，玛丽被迫退位，逃至伦敦。此后二十年，玛丽成为法国和西班牙利用以反英国的中心人物。一五六九年，伊莉莎白的改革，引起天主教徒在北部暴乱，罗马亦差耶稣会士秘密潜入英国，阴谋以武力推翻政权，改由她的表妹玛丽继任。一五八七年，玛丽终因牵连而被处死。一五八八年，西班牙“无敌舰队”遭英国海军严重挫败，英国的改教至此也大致成形，国家教会又名圣公会。

随着英国的改教，提倡教会改革，“清洗”天主教遗毒的改革派大兴，即世所通称的“清教徒”。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许多清教徒遭流放或被迫流亡海外；至伊莉莎白登位，他们纷纷带着强烈的喀尔文派思想回国，盼望改革教会。当时伊莉莎白实行温和政策，将天主教的仪文与改革宗神学相互搀杂，使得改革呼声日渐提高。大部分清教徒主张留在国教内，以渐进方式改革；另有一派较为激进，要求政教分离，故又被称为“不奉国教者”（Non-conformists）。

留在教会内力求改革的清教徒，与英国圣公会间最大的争议，是圣礼仪式和祭司礼服的问题。一五六三年，伊莉莎白下令教士平日需穿着特定服装，引起清教徒反对。他们认为信徒皆为祭司，不应有袍服的分别。他们也反对信徒跪领圣餐，以及洗礼中的十架手势。尽管在教会总会议中以一票之差落败，但是却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一五七二年代，剑桥大学教授卡特赖特（ThomasCartwright）进一步在清教徒会议中，提出信徒平等的论点，要求放弃主教制度，由信徒自行推选长老；这无疑的是对圣公会的主教权威发出挑战，因此被开除教职。但是他与一些清教徒领袖组织了一些讲习班及宗教会议，而开启了英国长老会。

另一班主张政教分离的清教徒，开启了公理主义（Congregationalism）。一五八○年，毕业于剑桥的布朗尼（RobertBrowne），在挪瑞奇（Norwich）成立第一个自由教会，主张教会应由真基督徒组成，并由信徒自行治理，地方的教会或区会才是教会行政的真正单位，有权按照新约制定自己的标准。面对这班清教徒，伊莉莎白于一五七七年委任强硬派人士担任大主教，以统一教会为由镇压清教徒。一五九三年，国会通过法令，信徒不得私自聚集，一经查出，立即驱除出境。流亡的清教徒，包括赖特及布朗尼，皆在欧洲的荷兰建立起据点，并且迅速向各地发展。以后移到新大陆的“五月花”号旅客，多为这批受逼迫者。

伊莉莎白女王死后，表妹玛丽的儿子苏格兰王詹姆士一世即位兼任英国国王。清教徒联名上书，盼望修改圣公会礼仪条例。詹姆士允诺与清教徒开会讨论，于一六○四年在汉普顿宫（Hampton）召开宗教会议。会议惟一的结论，就是翻译一本新的圣经。共有五十四名学者参与，历时五年于一六一一年完成，亦即后来最广为流传的《英王钦定本圣经》（KingJamesVersion）。

詹姆士真正的想法是“君权神授”，所以不仅无心修改圣公会条例，进而要求各教会要在主日讲坛后宣布体育动态，下令强调主日不可作工，敬虔生活的清教徒越来越无法容忍，纷纷开始离开英国。一六○七年，一批清教徒在罗宾森约翰（JohnRobinson）以及史密斯约翰（JohnSmyth）的带领下，欲前往新大陆寻找宗教自由。

他们首先到达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史密斯和其跟随者选择留下。后来他们遇到门诺会，史密斯同意其“信而受浸”的主张，在当地成立浸信会，又打算与门诺会联合；反对者于一六一二年回到英国，在伦敦成立浸信会；但是其立场倾向亚米纽斯，又被称为“普通浸信会”，另有部分信徒赞成喀尔文的主张，分离出去成立喀尔文派浸信会。

罗宾森和其跟随者则继续转往莱顿，建立新教会；他们在英国的同工则成立独立教会。以后两边的信徒都逐渐感觉要到新大陆。于是在罗宾森的祝福送行下，“Speedwell”（一种植物名）号从荷兰出发；不久“五月花”号从英国运载一批人前来会合，但“Speedwell”号船破进水，在普利茅斯抛锚。所有人挤上“五月花”号再度启航，海上的大风暴几乎迫使他们返回；但众人同心合意坚定往前，终于在九周后踏上新大陆。由于他们大多是勤奋的喀尔文派信徒，到美洲后，以民主的方式管理教会，不仅奠定了日后美国的民主政体，也为这个日后新兴而强大的国家扎下兴旺繁荣的基础。

查理一世继詹姆士为王，专制与暴虐更甚，笃信“君权神授”，注重外表仪式，又是亚米纽斯派，尽力压制英国和苏格兰地区一切不从国教（圣公会）者，引发苏格兰长老会反抗；又因与国会不合，进而爆发内战。国会派称为圆颅党（Roundheads），保皇派称为骑士党（Cavaliers）。国会向苏格兰求援，答应其要求，制定《西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Confession）等，采行长老会式的教会行政。血战四年后，查理一世于一六四六年被俘。

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为圆颅党领导人物，无役不与，所部号称“铁军”（Ironsides），战后威望一时无二。他仍希望以国王名义上之君主，而以议会掌握实权，主张按西敏斯特会议成立国家教会，也容忍浸信派和独立派，因为他和军中将士多为独立派，因此与喀尔文派发生冲突。喀尔文派借控制国会，提出裁军，余遣赴爱尔兰，又积欠粮饷不发。查理一世乘机与苏格兰人密约，企图脱逃。克伦威尔于半年内将反对者各个击破，以叛国罪处死国王，又解散国会，建立“共和国”（TheCommonwealth），自封“护国公”（LordProtector）。

克氏虽称因宗教自由起义，但他掌权后只保障教友及犹太人之信仰自由，恩泽不及天主教及圣公会。曾有“平均主义者”（Levellers）要求自由，他却回答：“他们有呼吸的自由。”有军士将平均主义者的传单置于军帽上，他下令取下，并当场枪毙不应命者。他仍有阶级意识，曾说，“这里需要一个贵族，一个仕绅，一个小自耕农，一个农奴，此乃事理之当然。”他为人严酷少恩，部下曾有杀俘之举，又进兵爱尔兰，向同为新教的荷兰宣战，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向另一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宣战。

克氏于一六五八年去世，由其子摄政两年。此时查理一世的长子流亡海外，宣布参与弑君者外，余概不追究，军中将领乃拥其返国复辟。查理二世登位，将克氏尸体挖出悬吊示众六小时，又将首级割下，以后流入私人手中，屡当古董买卖。一九六○年方由剑桥大学苏西学院（SidneySussexCollege）收得，葬于教堂之侧，盖因克氏一六一六至一七年为该书院学生。

查理二世虽为天主教徒，但因拥护者反对，只能将圣公会稍作修改。其弟詹姆士二世继位，立即从事恢复天主教崇拜，引发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由他信奉更正教的女儿及其丈夫荷兰亲王威廉登位，重申英国人民旧有权利与自由的人权法案，又采行《宽容条例》（TolerationAct），允许一切非异端之更正教派的自由礼拜权。于是长老会、独立派、公理会、浸信会、贵格会、圣公会等皆正式成立组织，为以后海外宣道奠定厚实的基础。

英国历史上最受欢迎、影响最深远的宗教作家，首推本仁约翰（JohnBunyan）。他是喀尔文派浸信会信徒，因而被捕入狱十二年，期间着有《圣城》（HolyCity）、《洋溢恩典》（GraceAbounding）、以及《天路历程》（Pilgrim？？Progress），描绘属灵的争战，关怀救赎的稳固。他最后为信仰殉道。另一作家弥尔顿（JohnMilton）虽瞎眼，却着有《失乐园》（ParadiseLost）与《乐园复得》（ParadiseRegained），解释了人类的堕落与蒙救赎。

《殉道者》的作者福克斯约翰是贵格会的开路先锋，当代出名的圣经教师。他对外在繁琐仪式及富丽堂皇的教会建筑极度反感，认为这些过度物质化信徒的生活，因而掩盖了属灵的空虚，惟有从神的话才能得到满足，这话具体的指向神的儿子基督。信徒必须在基督里，与祂建立亲密的关系，摸着真实的喜乐。

福克斯献身福音的广传，拒绝专业传道人，也不同意任何的圣礼，单单注重属灵的实际，因而兴起许多聚会。虽然受到当局逼迫，许多人被捕、甚至死在狱中，他们仍将神的话传到欧洲、北美、西印度群岛等地。一位贵族宾夕法尼亚爵士（SirWilliamPenn）加入他们；由于英王欠他父亲的债，就把北美一块地划给他，就是今天美国的宾州。他帮助许多人移民到那里，于一六八二年建立了费城（Philadelphia，即“弟兄相爱”之意）。当时且通过一项法令：信徒得在家中自由聚会。这为信徒挨家挨户的聚集提供合法性以及扩展力。

除此之外，还有华滋以撒（IsaacWatts），一位敬虔属神的人，出生时父亲因对主忠诚，被捕入狱；母亲亦为清教徒，十分爱主，有殉道者的灵，常带他去探监。因天资聪颖，许多有名望者愿推荐他入牛津深造，好日后成为圣公会牧师；但是他因圣灵爱的浇灌，坚决跟随父母的脚踪而拒绝，只愿忠信清心的走主道路。他一生作诗六千首，感觉细嫩且极为动人；著名诗歌，如“我每静念那十字架”（《诗歌》八十五首）、“我神、我爱、我的永分”（《诗歌》四四一首）等，皆脍炙人口，传诵不绝。

主后一七○○年五月，新生铎夫（NicholasLudwigvonZinzendorf）生于德国的德勒斯登（Dresden），父母皆为敬虔的基督徒。父亲为一奥地利贵族，在新生铎夫出生后六周便去世，临终时将抱在手中的孩子奉献给主。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新生铎夫便由祖母格斯杜夫（Gersdorf）男爵夫人和姑妈韩莉塔（Henrietta）抚养长大。格斯杜夫与韩莉塔十分敬虔爱主，不仅经常阅读圣经，并且将家打开接待施本尔、富朗开等敬虔派人士。在环境的薰陶之下，新生铎夫自幼就将自己奉献给主，渴慕作基督耶稣忠心的奴仆。四岁时便向主立下誓约，且签名其上说，“亲爱的救主，愿你属于我，我要属于你！”

十岁时，新生铎夫被送到当时敬虔运动的中心——哈勒的预科学校（Padagogium）接受教育。在那里，新生铎夫与其他几个同学成立了“芥菜种团”（TheOrderoftheGrainoftheMustardSeed），以见证主名、彼此相爱、互相帮助为职志，并相约要将福音传扬到地极。每一团员都有一个小徽章，上面写着：“看哪！这人！”和“祂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又有一枚戒指，上用希腊文刻着：“没有人为自己活。”

毕业后，新生铎夫原本要继续进入哈勒大学就读，信仰正统路德派的伯父却强烈反对。在伯父干涉下，新生铎夫转往路德宗的大本营威登堡大学修习法律。他在那里大量的阅读属灵书籍，带领祷告聚会，并且经常彻夜的读经与祷告。借着祷告，他带领多人归主，并保守自己不断的在十字架的钉死下。

大学毕业前，新生铎夫照例前往欧洲各地游历，作为其完成学位的“教育旅行”。当他在德国杜赛多夫（Dusseldorf）的美术馆参观时，被一幅描绘耶稣受难的画“看哪！这人！”深深吸引。画的下方有一行拉丁文小字：“为你，我舍一切；为我，你舍何情？”基督受死的爱，使他深受感动，更觉得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他更加立志，一生为主而活。

主后一七二一年五月，新生铎夫回到故乡，担任萨克森国王的御用大律师。他把家打开，让不同阶级的贵族或平民前来一同读经、祷告、分享、唱诗。翌年四月，他回到自己的领地伯特铎夫（Berthelsdorf），并与朵拉小姐（ErdmuthDorothea）结婚，两人同心放弃贵族身分，矢志忠心事奉基督。

中世纪时，摩尔维亚和波希米亚是奥匈帝国西北两个省分，与日耳曼的萨克森接壤。在第七、八世纪时，东正教和罗马教先后传入福音。由于东正教允许他们用当地语言讲道，并用当地文字翻译圣经，就有许多派别兴起，彼此争论。以后罗马教在此逐渐占了上风。十五世纪初，波希米亚改教领袖胡司约翰遭天主教处决（一四一五年），部分跟随者随即在波希米亚与邻邦摩尔维亚一带爆发革命，另一部分忠于福音与胡司教训的信徒，便在波希米亚东北的肯瓦谷中群居。他们在那里过了五十年的平安生活，被称为“合一的弟兄们”。

合一弟兄们最宝贵的一点，不是教义方面，乃是生活实际的见证。喀尔文写道：“我祝贺你们的教会，因为主在纯洁的道理之外，还赐给你们这么多超特的恩赐，并且你们维持了这么好的品行、秩序和教训。我们很早就知道这种组织的价值，但是用任何方法都无法达到。”路德也说，“请告诉弟兄们，他们要持守神所已经赐给他们的，也不要废弃他们的组织和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在他们生活的每件事上，在买卖、娱乐、基督徒的事奉、和作百姓的责任上，他们都以主在山上的教训，作为脚前的灯。”他们的生活是为着事奉神，他们的长老和同工照管全体圣徒，大家彼此相爱、帮助、劝勉，过着敬虔宁静的生活。

主后一五一七年路德起始改教，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联合攻击，亦对合一弟兄们大加逼迫。主后一五四八年，皇帝敕令将数千人赶往波兰，他们在那里成立一个大而兴旺的教会。主后一五五六年新皇继位后，他们稍得平安，乃重新建立教会于波希米亚、摩尔维亚、波兰等地。到十六世纪末，他们几乎人手一本圣经，并且教育水准极高，以致学校名闻全欧。到了一六○九年，《波希米亚宪章》保障人民信仰自己。但是好景不常，“三十年战争”（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随即爆发。一六二○年十一月八日，天主教联合军击溃了波希米亚军，六年之久大肆破坏，三万六千个家庭被迫逃离到德国北部，人口从三百万锐减为一百万。整整一百年，合一的弟兄们四处分散；但是许多人怀抱希望，等待漫漫长夜后的黎明来到。

主后一七二二年，在大卫基利司新（ChristianDavid）的引介及带领之下，这班为数约有二百，当初摩尔维亚弟兄们的后裔，来到了新生铎夫位于萨克森的庄园。他们将新生铎夫分配给他们的新避难所取名为“主护村”（Herrnhut），在此安居生活。起初来的多为摩尔维亚弟兄们，渐渐路德派、敬虔派、喀尔文派、慈运理派、甚至士文克斐尔等派受逼迫的信徒纷纷来此觅居。因着人数日益增多，许多关于圣餐、浸礼、宗派等道理上的分歧也越演越烈。

到了主后一七二七年五月十二日，新生铎夫召聚了全村圣徒，依据圣经真理，与他们立定公约；一面带领信徒回到基督的十字架，离弃自己的意志、自爱和不顺服；一面劝勉他们将自己奉献给主，交与圣灵来教导。在新生铎夫的信心与爱心下，众人愿意灵里倒空，同心合意遵守协约。公约实行后，信徒们的祷告与交通增多，并且经常聚集祷告、唱诗。二个月后，新生铎夫意外的在西利西亚的图书馆中，发现一分弟兄会的古老拉丁文章程，内容竟与之前所定的协约相似。回到主护村后，新生铎夫将其译成德文，于八月四日传阅，众人都希奇圣灵的印证。次日晚上，新生铎夫与十四位圣徒彻夜守望祷告。十日的主日聚会，全体俯伏在神同在的喜乐里，祷告、唱诗直到半夜。散会时主持人宣布，于十三日聚集守主的晚餐。那是他们有交通之后第一次要举行的擘饼。那一天，众人在前往伯特铎夫教堂聚会的路上，凡是有隔阂的弟兄姊妹，都相互认罪。在聚会里，圣灵大大的浇灌在会众身上，将他们浸入一位灵里。摩尔维亚教会经历空前的大复兴；人人献上自己，愿意将福音传扬到世界各地。

约四年后，新生铎夫应邀参加丹麦国王的加冕典礼。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奴安东尼（AnthonyUlrich），听见那里福音的呼声。新生铎夫邀请安东尼到主护村交通福音的负担，立即有两位弟兄答应呼召，前往圣多马岛。次年有两位出发到格陵兰，再次年又有十八位到圣克卢斯，过一年又有十二位以上出外。短短三十年内，他们福音的足迹遍及欧洲、美洲、亚洲、甚至非洲。

新生铎夫的海外传教准则为：

（一）传教士不是高高在上，乃是卑微的生活在他们中间。

（二）直接传扬耶稣为罪人钉在十字架上，使信入祂的人得着重生的福音。

（三）至终的目的是要全民族、全国家得救。在三十年间，从摩尔维亚所差出的海外传教士，甚至超过当时基督教两百年间所差出之传教士的总和。同时复兴的水流也借他们散布各地，影响整个英国。

主后一七三五年十月，任英国圣公会教士的卫斯理约翰（JohnWesley）和弟弟卫斯理查理（CharlesWesley）乘船往美国布道，同船有一批欲前往美国定居的摩尔维亚圣徒。卫斯理兄弟看见他们举止庄重、殷勤、谦和，甘心为人作英国人不愿作的卑贱工作而一无所取，便大受感动；航行途中遇见大风浪，当全船人惊慌失措而惊惧呼喊时，摩尔维亚圣徒们却安然唱诗赞美，更深深震撼而摸着卫斯理约翰。登岸后他立即向那批圣徒的监督请益。回英国后又遇见在英国传道的摩尔维亚圣徒，受带领而清楚因信得救的凭据和真理。他也前往主护村受属灵的造就，得到更丰富的恩典。日后他在日记里说，“我心本喜欢在此度过一生，但我的主召我到祂葡萄园的其他地方作工。”以后他在英国成为神的荣耀器皿，满有属灵的能力，带下十八世纪空前的大复兴。而另一位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凯瑞威廉（WilliamCarey），也是在摩尔维亚弟兄们刊物的激励下，前往印度传道。

为使摩尔维亚教会得到俗世政权及其他教派的承认，新生铎夫采取了一些作法，相当为人误解。主后一七三四年他受职为信义宗的牧师，并将教会改组为“主教制”，于一七三七年受封为主教，向英国及胡司派表示友好。但是这使他失去了萨克森和信义宗的信任，以致遭放逐十余年。期间他到过西印度群岛、英国和美国。到一七四八年返回，余生都在教会中牧养信徒。当他于一七六○年五月九日安息主怀时，有四千多人从各地前来送葬。他的墓碑上写着：“在这里躺着的是一个属神不朽之人的遗体。……他因着神的恩典，和自己不懈怠的事奉，使平凡的弟兄们在十八世纪变成一个新的教会。……他被主指派去结果子，并使他的果子长存。”

在一七二七年时，新生铎夫与摩尔维亚的会众们立定协约，包括三个重点：着重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大爱；着重圣灵充满；着重将自己奉献给神，活在圣灵的引导下。这成了后来摩尔维亚弟兄会复兴的主要特点。他们尊重圣灵的主权，重视重生与悔改的主观经历，并为着福音火热。他们也十分注重祷告和唱诗。同年八月二十六日，有四十八位弟兄姊妹奉献自己，开始昼夜不断的守望祷告，为全世界的传道工作守望，以后不断有人加入。

除了祷告之外，他们也十分注重唱诗。新生铎夫所写的诗歌不下二千首，皆十分敬虔、属灵，被尊为德国地区的“圣诗之王”。日后卫斯理查理大量翻译运用，创作出许多不朽佳作。台湾福音书房所出版的《诗歌》，第二百三十七首“神的基督是我的义”，即新生铎夫的作品。

此外，在宗派林立且互相敌视的十八世纪，摩尔维亚弟兄们愿意放下宗派的成见，为基督作独一的见证，实是一项大的恢复。他们的合一并不是在于外面的联合，乃是圣灵的工作。他们的教会生活十分简朴，彼此以弟兄姊妹相称，无阶级之分。他们弃绝一切偶像，单纯的仰望、祷告、献身福音、并等候主来。他们十分重视儿童与青少年的工作，单身的青年弟兄姊妹分别住在弟兄之家和姊妹之家，接受成全。摩尔维亚教会对主的渴慕，以及圣徒间的彼此相爱，被认为是启示录中“非拉铁非”教会的应验，也是十八世纪主恢复行动水流的主流。

十八世纪的英国，道德废弛，社会黑暗。圣公会神职人员灵性普遍低落，酗酒问题严重。在这种光景之下，改革复兴的需要与日俱增。主后一七二八年，劳威廉（WilliamLaw）写了一本《敬虔生活的急切呼声》（ASeriousCalltoaDevoutandHolyLife），呼吁教会重新建立属灵秩序。各样鼓励人祷告、读经、培灵的“会社”也纷纷成立。然而福音派真正的复兴，要到卫斯理兄弟和怀特腓乔治（GeorgeWhitefield）的循道运动（PietismMovement），才真正汇集成为一道洪流。

卫斯理约翰生于主后一七○三年，是家中第十五个孩子。父亲卫斯理撒母耳（SamuelWesley），是圣公会爱普渥（Epworth）农村教区的牧师，为人刚直勤奋。母亲苏珊娜是一位敬虔出色的女性，以严谨的方式教育她十九个孩子。主后一七二○年，约翰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ChristChurchCollege,OxfordUniversity）就读。

卫斯理约翰毕业后，继续进入林肯学院（LincolnCollege）深造，二十二岁就被按立为圣公会牧师。其弟卫斯理查理（CharlesWesley，家中排行十八），于主后一七二六年进入牛津基督教会学院就读，并发起一个以勉励学习、追求圣洁为宗旨的同好会。后来约翰回到牛津，便担任该会的领袖。他们的生活严谨克己，常探望囚犯、病人，并乐意赒济穷人。同学们戏称这个小组是“圣洁会”，后来索性称他们为“循道友”（Methodists），以形容他们对理想教会的追求。

主后一七三五年，卫斯理兄弟应北美新殖民地的宣教呼召，前往乔治亚（Georgia）传教。当他们的船在大西洋上遇到暴风时，约翰目睹同船的摩尔维亚信徒，在恶劣的环境中仍能唱诗赞美。这件事在他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虽然卫斯理兄弟顺利抵达目的地，他们在乔治亚的传教工作却不如想像中顺利。隔年，查理即因健康问题返回英国，约翰则继续留下。约翰在停留乔治亚的期间，与摩尔维亚弟兄们多有接触。主后一七三八年，他回到伦敦，之后仍继续与他们来往。在摩尔维亚弟兄波勒（PeterBohler）的帮助下，约翰发现自己不能凭着圣洁或守律法得救。一七三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约翰不大情愿的走到艾德门街（Aldersgate）聚会。在会中，约翰听见路德马丁《罗马书注释》的序文，恍然大悟，借着信入耶稣基督，获得了新生。这才是他基督徒生活的开始。三周以后，约翰动身前往德国，与新生铎夫会面，并参观主护村。

现今，著名的伦敦博物馆的入口处，仍安置着卫斯理约翰日记的铜制复本。日记所示时间为一七三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记载卫斯理叙述自己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参加艾德门街聚会后的心得。日记上写着：“我觉得自己的心异常的火热。我感到自己因着祂的救恩，以及救恩的确据，确定的信入基督。我相信祂除去了我的罪，拯救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约翰回到英国后，便应怀特腓乔治之邀，前往布里斯托（Bristol）传道。怀特腓是一位极为出色的传道人，年幼时家境清贫，在友人的帮助下，进入牛津大学半工半读。他在牛津求学期间，认识了卫斯理兄弟，并加入了“圣洁会”。怀特腓的讲道感力极强，但却引起守旧派人士不满，许多教会都向他关闭。主后一七三九年二月，怀特腓开始在金斯伍德（Kingswood）的旷野，向矿工传道，成千的人流泪相信耶稣。起初，约翰对于在田野讲道一事有些犹豫，但随后他也放下身段，在野外向上千的信徒讲道。尽管约翰的讲道不如怀特腓那样出色，但是福音却带着圣灵的能力传遍了全英国，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得救。卫斯理兄弟和怀特腓劳苦奔波，四处传道，足迹遍及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各地，带进了英国福音派大复兴。

除了在旷野传道，约翰也积极盖造教堂。主后一七三九年，卫斯理约翰在伦敦一个废弃的铸造厂讲道，吸引了八千人前往听道，这使他兴起了购建教堂的想法。后来他买下一座因爆炸而废弃的铸造厂，将其整建为一座可以容纳一千七百人的大教堂。教堂楼上有寡妇收容所、药房、出售卫斯理著作的书房、以及收容儿童的免费学校。整建工作于主后一七四○年完成，后来成为伦敦循道会的总部（一七四○至一七七八）。主后一七七七年，卫斯理约翰在城市路（CityRoad）租下一块地，盖建一座新的教堂，总部也由原教堂改迁于此。新教堂位于伦敦市郊，原是圣保罗大教堂兴建时，用来堆置废弃物的废土堆。教堂对面的山上，有一座著名的公墓，专门埋葬许多不依附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主后一八九九年，该教堂因大火而重建，但大多依原有样式重整。教堂前院有卫斯理约翰的纪念像，他的故居建于主后一七七九年，就位于教堂旁，仍保留着十八世纪的样式。据说，约翰不在外旅行时，多居于此。故居中保有许多约翰的遗物，他的祷告室，以及其他许多家具设施。卫斯理约翰的墓地，即在教堂后方的小墓园中。

在事奉上，卫斯理约翰极富组织及管理能力。他留意到信徒得救后，必须进一步造就；为了要栽培这些得复兴的信徒，他在主后一七三九年，成立了第一个循道会社。“宗教会社”是当时普遍流行的制度，将信徒分为若干小组，方便彼此造就。约翰轮流探访这些会社，负责监察及纪律的执行。因着人数的增长，牧养会社的工作日渐加重。因此自主后一七四二年起，约翰开始允许平信徒讲道；并随着会社的发展，增添了管家（管理财物）、教师（照顾学校）、探访员（探访病人）等非正式的职务。主后一七四四年，卫斯理约翰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年度会议，之后将全会社划分成几个教区（Circuit），由游行传道人（TravellingPreacher）巡行，并设立教区长（Superintendent），管理教区事务。

尽管循道会社蓬勃发展，卫斯理约翰却无意使其脱离圣公会，而将会社视为国家教会的一部分。然而，循道运动一面发展出独立的体系，一面又与圣公会神学观点不一，至终两方只有走上分手一途。此外，约翰与怀特腓在关于拣选与救恩的真理上，亦抱持不同看法。怀特腓赞成喀尔文派的观点，认为人的得救是神预先的拣选与施恩。卫斯理约翰则受圣公会的影响，倾向亚米纽斯观点，认为基督为众人死，凡相信者都能得救。虽然双方时有辩论，却未损及友谊，也未影响两人传讲因信称义之道的共同负担；然而，在教义与组织方面，两方则采行不同的路线。

主后一七四八年，怀特腓获得富有的汉廷顿伯爵夫人（CountessHuntington）的支持，发展出循道会中的“汉廷顿夫人系”，演变成为循道会中的喀尔文派。主后一七七○年，卫斯理约翰在循道会的年度议会上，坚决为亚米纽斯派辩护，获得瑞士神学家傅勒彻尔（JohnWilliamFletcher）的支持，傅勒彻尔也逐渐成为循道运动的重要神学家之一。主后一七七九年，“汉廷顿夫人系”从英国圣公会中独立出来，成立威尔斯循道会。主后一七八四年，卫斯理约翰制订《宣言书》（CreedofDeclaration），选出百人议会，以在约翰死后继续接掌会社事宜。同年，因着北美宣教的需要，卫斯理和圣公会的若干位长老，一同按立了美国循道会的长老和监督。然而，循道会一直到了卫斯理过世以后，才因着主后一七九五年的“和平计划”（PlanofPacification），真正脱离英国圣公会，成为一个独立教会。

卫斯理约翰作工极为勤奋，五十年内旅行布道超过二十五万哩，足迹遍及英、德、荷等地，讲道四万多篇。在他去世时，循道会在英国已有八万会众，美国也有六万之多。现今，循道会在全球有四千多万信徒，是英、美属一属二的福音派团体。卫斯理约翰于主后一七九一年逝于伦敦。他所留下的，有一批为数不少的书籍，一件穿旧了的牧师袍，一个常被咒骂的名字，以及一个循道教会（卫理公会）。

卫斯理查理虽不如约翰那样出名，但却与华滋以撒、科萝丝贝芬妮（FannyCrosby）同被列为教会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查理一生创作了七千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其中一些著名的诗歌也收录在台湾福音书房出版的《诗歌》中，如七十四首“听阿，天使赞高声”，一三五首“哦，愿我有千万舌头”，一四四首“我们要从那里说起”，二○九首“耶稣，你的全胜的爱”，三九一首你这“恬静”隐密之源，七二九首“耶稣，我人的爱人”等。

十八世纪循道运动所带来的新鲜与复兴，唤醒了当时腐败黑暗的英国。他们寻求公义、摒弃恶习，解救困苦，成了一股社会革新的力量。这股力量影响了日后英国的司法制度，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改革，也使得英国各个福音派公会，得到普遍的复兴，为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蓬勃发展的海外宣教运动，立定稳固的根基。

英国福音派大复兴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带进了十九世纪蓬勃的海外宣教运动。其实早在十八世纪初，敬虔运动的中心——哈勒大学、摩尔维亚教会、以及贵格会等团体，已陆续差遣教士前往欧、美、亚、非等地，并设立了几个相关的宣教组织。然而，真正普遍的海外宣教运动，要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才真正开始。随着航海运动的盛行，以及英国海权上的胜利，循道运动为英国所带来的属灵复兴，至终成了福音化万民的伟大托付——将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

主后一七六八年开始，英政府委任库克船长（JamesCook）航行太平洋，发现了许多新的地区。他回来后，将航行的经历写成了一本《库克船长的最后旅程》。这本书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的“近代宣教之父”凯瑞威廉。凯瑞威廉于主后一七六一年生于英国，原是一名鞋匠，靠着自习学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法文。后来，他受到美国大布道家爱德华滋（JonathanEdwards）及其所编写的《布莱纳大卫生平》（TheLifeofDavidBrainerd）一书的影响，心中燃起海外宣教的负担。主后一七九二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宣教义务暨实务谘议》（EnquiryintotheObligationofChristianstoUseMeansfortheConversionoftheHeathens）的专文，实际的针对海外布道的责任、历史、现况与前景提出详尽讨论。同年十月，十四位信徒在凯瑞和《摩尔维亚差会期刊》的鼓励之下，成立了一个差传团体，并于隔年举家迁往印度。

凯瑞威廉初到印度时环境极为艰难，他的妻子无法承受这重大压力，导致精神失常。然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凯瑞却排除万难，将圣经译成二十几种不同的印度方言和小册。凯瑞于一八三四年逝于印度，他在印度四十年里，从未回英国一次，然而他所传回英国的报告，却引发许多差会的成立，使海外宣教的运动普遍展开。

在凯瑞威廉的激励下，伦敦差会（LondonMissionarySociety）于一七九五年成立。隔年，他们差遣了二十九位宣教士前往大溪地传道。一八○七年，第一位来华的更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以及一八四○年到南非传道的李文斯顿医生（Dr.Livingstone），均是伦敦差会所派遣。伦敦差会初成立时，是一个跨宗派的联合差会，后来却渐渐演变成为公理会的附属组织。英国圣公会也于主后一七九九年成立了自己的宣传差会（ChurchMissionarySociety），给倪柝声弟兄莫大帮助的和受恩教士（MargaretE.Barber）就曾受此差会派遣前来中国。循道会也于主后一八一八年组织了循道差会（MethodistMissionarySociety），扩大活动范围，也就是后来的美以美会。类似的差传组织相继在美、德、法、荷等地出现，几乎各宗派都有其独立的差会，以专注发展某一地区的福音工作。

这些差传组织中最大的一个国际差会，是戴德生（J.HudsonTaylor）所创的中国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戴德生于主后一八三二年生于英国约克郡，主后一八五三年在中国福音会（ChinaEvangelizationSociety）的差派下来到中国，后独立成为自由传道人。当时大多数的传教士都在沿海一带作工，戴德生看见了内地的广大需要，遂于主后一八六五年成立了中国内地会。戴德生的几个传教原则，如：不对外寻求经济支援，以信心仰望神的祝福；在衣着习惯上入境随俗；以及直接将总部设在中国等，都成了宣教工作的新典范。主后一八八五年，七位剑桥的毕业生加入内地会来到中国。他们的奉献，大大激励了其他的英国人，以至于短短五年之内，内地会的传教士人数就从原有的一百六十三人，增加到八百人，占了整个福音派传教士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主后一八九三年，内地会在纽恩登林荫路（NewingtonGreen）购置了一个拥有三十个房间、会议厅、和接待室的新办事处，以训练有心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传教规模因此更为扩大。

十九世纪除了各式各样的差传组织外，圣经公会也大量兴起，与传教工作相辅相成。约在主后一八○二年，英国及外地圣经公会在伦敦成立，其主要的宗旨是“鼓励经文本圣经广泛通行”。此组织很快的协助俄国、荷兰、德国、挪威、瑞典、丹麦等国成立圣经公会。主后一八一六年，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BibleSociety）也在纽约成立，派发圣经给前线的拓荒者、印地安部落、和大量涌进的欧洲移民。举凡宣教士所到之处，都有圣经公会立即成立，将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在中文圣经的翻译上，更正教传教士马礼逊的成就极为卓著。

马礼逊是在主后一七八二年生于英国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主后一八○七年抵达中国广州的南港，成了第一个来华的更正教传教士。因着清政府严禁传教，因此马礼逊在中国的二十七年间，大多致力于圣经的翻译。他不仅完成了第一本英粤字典，也将新、旧约翻译完成并出版。

一九四六年，全球主要的圣经公会在英国聚集，成立了联合圣经公会（UnitedBibleSocieties），加强翻译、出版、以及发行圣经的工作。宣教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使得福音所到之处教育普及、医疗提升，亦为欧洲的基督教带进了一股新的活力，更多青年人受激励奉献自己，带进了一地一地的复兴。

十九世纪卫斯理的循道运动，为原本冷沉、形式化的宗教，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在欧洲，拿破仑战争带进欧洲政治版图的重组，使得人们开始对圣经中的预言产生兴趣，特别是关于主再临的真理。在英国境内，越来越多人不满圣公会的死沉光景，纷纷组成自由团体。他们强调研读圣经的重要，热中海外传教，并且在各地成立圣经公会。

主后一八二七年，克罗宁（EdwardCronin）和一班弟兄们，在爱尔兰（Ireland）的都柏林（Dublin）开始了擘饼与祷告，这便是英国弟兄会的起始。渐渐的，这个聚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都柏林，其中包括了格罗夫（AnthonyNorrisGroves）与达秘（JohnNelsonDarby）。格罗夫虽是一名牙医，却对主非常有心，常常只留下一小部分的生活费，而将其余的钱全数捐给需要的人。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基督徒的奉献》（ChristianDevotedness），深深影响慕勒乔治（GeorgeMuller）的事奉。

慕勒乔治（GeorgeMuller,一八○五至一八九八年）生于普鲁士乡村，后迁居英国。慕勒青年时代活在不信及罪恶之中，但悔改之后，便献身孤儿院工作，闻名于世。他的工作，是从布里斯托开始的。布里斯托是一座具有千年航运历史的海港城市，慕勒于主后一八三六年在此创立了第一所孤儿院，房子是租来的。主后一八四九年，他又兴办了一所新的孤儿之家，这次是设在布里斯托城郊山上自建的楼房里。最初只有二十六名院童，两年后，在他照顾下的孤儿已多达三百名，而工作还在大大的扩展。现在英国布里斯托城最大的孤儿院，就是他实际由祷告所得之永久纪念。为了建筑并维持孤儿院，慕勒一生中所得的捐款，超过一百二十五万镑。这些捐款全是由各方自动送来的，没有一分钱是慕勒向人募捐的。慕勒在论到这项神迹时曾说，“神答应我的祷告所赐下的财物，……都在需要时来到。没有任何人能说，我向他要过一分钱。我们没有委员会，没有劝募员，没有议案，没有生息的资本，全是借信心的祷告而得。”慕勒的信心，来自他无间时刻的恒切祷告。他总是活在祷告中，无论走路、躺下、起身时，都在祷告。他说，“神总是听见我的祷告，祂答应我的祷告何止千万次！我一旦确知一件事是对的之后，就永不放弃。”他完全信靠神，他认为祷告得答应，是一项属灵的律。虽然慕勒以祷告维持孤儿院而出名，但他也是一名敬虔的圣经学者及讲道人。他看重圣经超乎一切其他的书。他发现天天清晨到田野读经散步一两小时，专心默想每一节经文，会将他带进祷告；他因此获得力量，预备好从事一天的服事。他的孤儿院前后收容了一万多名孤儿。他在训练及教育他们之后，就送他们到世界中去从事有用的工作。除此之外，他也不遗余力的从事其他慈善工作。

主后一八二七年，克罗宁和一班弟兄，在都柏林开始聚会，是为弟兄会的起始。克罗宁原本是一位天主教徒，因着健康问题，迁居至爱尔兰的都柏林。他对当时纷乱的宗派情形深感困惑，便专心研读神的话，想要明白此事。他从圣经中看见，教会只有一个，所有信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并且主赐下有恩赐的人，执行祂的职事。尽管他们的聚集遭到当时基督教界的批评与攻击，但是人数却不断扩增。关于这段创始时期，克罗宁曾说，“主一直将虚心的弟兄加给我们。我们很快就发现，在费兹威里（Fitzwilliam）的房舍已经不敷使用。我们必须将主日聚集改在奥吉尔街（Aungier）的会议厅举行。每当我和帕内尔（JohnParnell）、史多克（WilliamStocks）、以及其他弟兄，在周六晚上布置会场，将饼杯置于简朴的桌上时，我的心是多么的快乐，这种喜悦我永远也无法忘记。这个聚集的开始，不仅有主的同在，更有主的笑脸。”

之后，这个聚集吸引了达秘。达秘生于主后一八○○年，十五岁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就读，是一位极为出色的学生。主修法律的他，很快就进入爱尔兰法院工作。然而达秘却选择成为圣公会的教士。达秘自述：“我寻找教会，……然而在某种印象的误导下，我想到了罗马天主教，以及其所承继的圣礼、传统和普世观。……我继承了完全的使徒职分，成为神施恩的惟一管道。”达秘当时认为，只有天主教才能得神恩惠，因为他们承继了使徒的职分。所以他将路德马丁、喀尔文和其跟从者，都摒除在“教会”之外。主后一八二七年冬，达秘开始加入弟兄们的聚集，但仍在国教中任职。尽管当时他还在脚踏两条船，但是却渐渐看见关于教会的真理。主后一八二八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思索基督教会的本质与合一》，该文成了弟兄会第一分出版的文件。两年后，他正式离开圣公会。

在达秘的带领下，弟兄们的聚集扩展到英格兰等地，成了一股“弟兄会运动”，甚至影响到欧洲和美洲各地。在布里斯托，弟兄会运动得着了慕勒乔治和凯克亨利（HenryCraik）。在英格兰的普利茅斯，达秘得着了牛顿（BenjaminWillsNewton）。牛顿的父母为贵格会信徒，牛顿是在牛津求学期间遇见了达秘。他加入达秘的弟兄会运动后，他在普利茅斯的家，便成了弟兄会在英格兰第一个据点，后人也因此将他们称为“普利茅斯弟兄会”（PlymouthBrethren）。

在普利茅斯的弟兄会聚集，不久便扩展到千人之多。牛顿形容这段初期的弟兄会生活，是“在地如同在天”。一位信徒见证当时的光景说，“这里充满了爱，如同在家里般自在。他们的教训启迪我，他们的喜乐鼓励我，他们的交通安慰我，他们的扶持加强我，他们的单纯使我感到甜美。这里处处流露出圣灵的果子（加五22）。”尽管普利茅斯的聚会是由达秘与牛顿共同主持，但是因着达秘常要到伦敦主持聚会、释放信息，因此大部分的领导之责，还是在牛顿身上。达秘在伦敦的工作很有果效，邻近的城市都纷纷来此听他讲解圣经中的预言。其中一位就是后来加入弟兄会，并协助发行《圣经希腊文汇编》与《圣经希伯来文汇编》的魏格伦（G.V.Wigram）。

因着达秘所带领的聚集强调无阶级制度，信徒彼此以“弟兄”互称，因此被称作弟兄会。弟兄会有几个主要的观点和特色：

（一）主的桌子的设立，并不需要神职人员的批准；弟兄姊妹在无神职人员在场的情况下，仍可聚集。

（二）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在主的名里聚集，主就在他们中间。

（三）所有信徒皆有祭司职分，圣品阶级完全不合圣经。

（四）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信徒有彼此交通的必要。

（五）他们查考圣经中的预言，特别是尚未应验的部分。

（六）他们接纳一切主所接纳的人，与他们一同擘饼、聚集。

（七）他们不排斥到其他团体讲道。

然而，因着解经上的歧见，弟兄之间渐渐出现了分裂。这个分裂主要是来自于对圣经预言的不同解释。达秘认为，信徒会在大灾难之前全体被提；牛顿却认为，信徒必须经过大灾难，并在大灾难结束前全体被提。而格罗夫则相信，惟有得胜的信徒才能有分千年国，作为其奖赏。此外，他们对于教会的本质、蒙召、以及治理上也有不同的意见。达秘认为一地教会的责罚，应由全体教会决定。格罗夫则认为教会应直接受神的管理，不应彼此干涉。牛顿则主张各地教会应自行指派长老，各自处理行政事务。一八四六年，达秘发表《真相的来龙去脉》（ANarrationofFacts）一文，内含许多对牛顿的指责。隔年二月，以达秘为首的英格兰各地弟兄们在伦敦聚集，同声谴责“从普利茅斯所出的邪恶教训”，并且绝对与之分离。

此时，由慕勒和凯克带领的毕士大（Bethesda）弟兄会却认为，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普利茅斯的教训有异端之嫌，否则仍应一视同仁的接待他们，不可因任何道理上的分歧而将他们隔绝。然而达秘却认为，在毕士大的弟兄们应立即断绝与牛顿等人的交通，不然，也将被隔绝。在达秘的坚持之下，弟兄会分裂成以达秘为首的“闭关弟兄会”（ClosedBrethren），以及以慕勒和格罗夫为首的“公开弟兄会”（OpenBrethren）。分裂后的弟兄会，走上各自发展之路。公开弟兄会致力于福音行动，范围遍及中国、印度、非洲、纽西兰等地，建立许多分送单张的文字机构。闭关弟兄会虽然也产生少数有能力的传道人，如《救、知、乐》的作者卡亭乔治（GeorgeCutting），但大部分的重点还是在解经工作。他们中间出了几位著名的解经教师，如开雷（WilliamKelley）、马金多（Mackintosh）等。

弟兄会当中产生了许多有名的解经家，其中一位就是郭维德（RobertGovett）。郭维德生于主后一八一三年，一八三○年进入牛津大学就读，毕业后被按立为教牧。一八四四年，他因着无法迫使自己的良心接受婴儿洗礼，离开了圣公会，建立了索立郡教会（SurreyChapel）。然而因着会众人数众多，不得不以维多利亚大会堂（VictoriaHall）作为聚集之所。主后一八五四年，索立郡教会重新启用，郭维德便在此处执牧直到离世。

郭维德有极佳的思维能力，对于真理总是追根究柢。他查考末日审判与千年国的关系，看见千年国是神给忠信信徒的奖赏。人虽然因信得救，但必须借着信心所活出的生活，在神面前得奖赏。得救是生命的问题，得赏乃是生活的问题。他告诉人两件事：第一，基督徒有从千年国里被革出的可能，故此信徒必须忠心，必须殷勤。第二，在大灾难前，不是全体的信徒都可被提，只有得胜的、忠心的信徒才有分。

郭维德有一位助手名叫潘汤（DavidM.Panton），潘汤生于牙买加一个圣公会的家庭中，来到英国求学，在剑桥修得了律师学位。潘汤也是一位极出色的圣经教师，他所领导的祷告、研经和主日学，均吸引大批的群众参加。他也是《黎明杂志》（Dawn）的编者之一，在杂志上发表许多关于解经的文章。

在弟兄会中另一名与郭维德同时期的著名教师彭伯（G.H.Pember），则写下了许多关于圣经预言的著作，是百年来最伟大的解经家之一。他与郭维德、潘汤等人的被提观点一致，认为只有小部分得胜的信徒，可以在大灾难前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另一位解经家兰格乔治（GeorgeH.Lang）早年曾加入闭关弟兄会，后来转入了公开弟兄会，受彭伯、司布真、慕勒乔治等人影响甚多。兰格乔治游行英格兰、苏格兰、挪威、德国、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印度等地传讲神的话语。因着弟兄们对圣经预言的解释，引起了此时期人们对于国度预言的普遍重视。

十七世纪时，在天主教中间，有一班属灵的人被兴起来，开始注重基督徒内里的生命。其中一位名叫莫里诺斯（Molinos），是一位很属灵的人。他曾写下了《灵程导引》（SpiritualGuide）一书，教导人如何舍己，如何与主同死，成为当时一极有影响力的著作。同时期有一位盖恩夫人（MadameGuyon），生于主后一六四八年，卒于主后一七一七年；她对于如何与神的旨意联合、如何舍己等，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她写了一本传记，名为《馨香的没药》，是一本生命经历很深的书。卫斯理约翰受盖恩夫人帮助很大，他甚至认为每一位信徒都应该读读盖恩夫人的信息。与盖恩夫人同时的，还有一位芬乃伦（Fenelon）主教。他极肯为主受苦，与盖恩夫人二人同工，释放了很多属灵的道，是当时最注重内里生命的一班人。

之后到了十九世纪，另有一班人被兴起来，继续这条内里生命的线。主后一八七五年，一位名叫史密斯（PearsallSmith）的瓷器商人被神得着。史密斯看见人乃是因奉献而成圣，这种成圣与卫斯理所说的成圣不同。史密斯所看见的成圣，乃是借着信心与奉献；卫斯理所看见的成圣，乃是人在奉献之后所要逐步达到的。事实上，两者都是真理。史密斯夫人（Mrs.HannahSmith）延续史密斯的路线，写了一本《基督徒喜乐的秘诀》（TheChristian？？SecretofaHappyLife）。同时，霍普金（EvanHopkins）与慕安得烈（AndrewMurray）等人，也起来延续盖恩夫人所传舍己的道。他们在德国、英国等地召开年度大会，这些大会就是后来开西大会（KeswickConvention）的前身。大会由霍普金主讲，他接受史密斯与盖恩夫人的属灵帮助，对当时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尽管盖恩夫人所释放的真理，并未在教会历史上大放异彩，但却对许多人有极深的属灵影响。借着这位十七世纪的姊妹，神带进了十九世纪恢复的流。

除了霍普金以外，特朗布尔（H.C.Trumbull）也在开西大会中，释放得胜生命的信息。这些信息为基督徒对得胜生命的认识，以及经历这生命所过的生活，带进了大的恢复。之后，神兴起了宾路易师母（Mrs.JessePenn-Lewis）。宾路易师母早期身体十分软弱，常病卧在床，在病中读到盖恩夫人之著作，只是她当时很难相信这种完全的舍己、信靠、和完全的爱是可以付诸实行的。有一次，在与神的争执中，她迫切求主带她进入这些真理的实际。主听了她的祷告，从那时开始，她就被神兴起，传扬十字架的真理。宾路易师母乃是一个真正背十字架的人。因着她的经历，许多信徒受吸引开始追求十字架的真理。借着这些活的见证，神使更多的人明白，祂工作的中心乃是十字架。十字架乃是一切属灵事物的根基，没有十字架的工作，人就不知何谓死亡，何谓罪恶。许多属灵的人都从宾路易师母得到很大的帮助；神借着她所传扬的信息，叫许多人得着拯救。

主后一九○四年，在英国威尔斯（Wales）出现大复兴。伯雷纳奇（Blaenanerch）和劳荷（Loughor）这两个城市，是威尔斯大复兴的发源地。在这次复兴中，有些地方全城的人都得救了，以致再没有可以传福音的对象。除了福音之外，有许多五旬节的外表现象也在他们中间产生。这复兴的领导人是罗伯斯伊凡（EvanRoberts），他是一个二十二岁的矿工，没有什么学问。他得救以后，常在废矿坑中迫切祷告。他的祷告只有一个，就是：“主啊，折服教会，好叫世人得救。”周围的人一面觉得希奇，一面深受感动。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的祷告，不久全矿坑都受了影响，许多矿工被兴起祷告。复兴也从这里蔓延到整个英格兰南部。

开西大会是在主后一八七五年于北英格兰湖区的开西小镇开始的，福音派基督徒每年夏天在此举行大会。在此之前，史密斯便在英格兰各处召开类似的特会，主后一八七四至七五年间，在牛津、布赖顿（Brighton）等地也有大型聚集。到了主后一八七五年，圣公会主教贝特斯比（HarfordBattersby）开始在开西镇上举行为期一周的聚会。开西大会不同于其他传输圣经知识的解经聚会，它的重点在于帮助信徒属灵生命的长进，恢复他们的属灵情形。因此，大会并不突显宗派神学，只强调“在基督都是一”。因着大会的主题十分明确，因此历年信息的顺序大致如此：第一天，解释罪在信徒生命里所产生的功效（死）；第二天，神借着十字架对付了罪与罪的权势；第三天，人对神呼召所应有的奉献；第四天，过一个让圣灵充满的生活；第五天，基督徒应有的事奉，着重海外传教的一面。开西大会的主要讲员多半来自英国，少部分也来自其他国家。这些讲员中，我们熟知的有慕安得烈、戴德生。倪柝声也曾应邀在会中祷告。

和受恩教士于主后一八六六年生于英国南部苏福克郡的皮森浩（Peasenhall）。父亲是一名车轮修理匠，家境贫寒。一八九○年，和受恩二十四岁那年，在一场更正教中国宣教大会中，身在遥远中国的戴德生发出呼召说，“在基督教土地上，更正教的众教会，我们现在呼吁你们，在今后五年以内，差遣一千人来到中国，响应这些呼召。我们乃是为着三亿尚未听见福音的异教徒恳求你们，眼前广大的事工和责任远远过于我们所能担当，因此我们诚挚的发出恳求。”在这呼召发出刚好五年后，一八九五年在英国圣公会宣教差会（ChurchMissionarySociety）的差遣及资助下，和受恩来到了中国。她写信给差会的负责人巴林古德：“何等可悦，我们能信靠神的话——祂必遮蔽你。当我们头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我们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体会：神给我们的是何等的尊荣！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当我真正抵达中国的时候。”

在抵达中国不久以后，和受恩和另外两名女传教士一同被安排前往福州附近的乡下，她便全人投入应付周遭的需要。后来因当地环境太差，她被指派迁回福州市，在陶恕女子中学教书，为时七年。因着她极富生命，获得学生们的喜爱，引起了女校校长的妒忌，以十项不法的罪名，向差会控告她的不是。差会下令和受恩回英国解释。在冗长的审问中，她总是选择静默，从未表白。在她回英国的期间，遇到了《黎明杂志》的编者潘汤，从他得着许多帮助。潘汤对于宗派的看见十分清楚，也对圣经中有关国度的预言很有研究。在潘汤的影响下，她开始过一种等候主来的生活。她在伦敦待了两年，一面操练信心的功课，一面向主祷告，求主让她再回到中国去。

一九○九年，和受恩在与索立郡教会的潘汤交通后，再次回到了中国。这次她决定不倚靠差会，单单倚靠主作她的供应。她住在福州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继续学习十字架。曾有人问她：“如何为主作工？”她回答：“就是先停下自己的工。”她像是一颗生命的种子，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表面看来没有任何伟大的果效，但却影响了许多人，其中一位就是倪柝声。和教士于一九三○年离世，留下许多深刻的诗歌，如《诗歌》二百八十二首：

一　如果我的道路 　　引我去受苦， 　　如果你是命定 　　要我历艰辛， 　　就愿你我从兹 　　交通益亲挚， 　　时也刻也无间， 　　弥久弥香甜。

二　如果地乐消减， 　　求你多给天； 　　虽然心可伤痛， 　　愿灵仍赞颂； 　　地的香甜联结， 　　若因你分裂， 　　就愿你我之间， 　　联结更香甜。

三　这路虽然孤单， 　　求你作我伴， 　　用你笑容鼓舞 　　我来尽前途； 　　主，我靠你恩力， 　　盼望能无己， 　　作一洁净器皿， 　　流出你生命。

在神主宰的保守中，教会在神的心意里，继续迈向另一个世纪……

为了更深刻的体认，神在二千年教会历史的演进中，所完成并正在完成的事，进而从其中寻得神在人类历史中行动的轨迹，以作为我们教会生活的鉴戒与鼓励，来自美加、台湾、欧洲的同工，及摄影团队共三十八人，于二○○三年十月六日至二十三日，以十八天的行程，从罗马出发，经法国、瑞士、德国、捷克、荷兰、比利时、英国等国家，对教会历史作了一次简短的巡礼。整个行程虽然辛苦，却满有主的祝福，众人也都得着深刻的启示。

我们根据历史的事实，在欧洲层层的古迹中，寻访教会在当时代活动的行迹与特点。我们找着古圣在罗马家庭聚会的所在，寻见使徒彼得和保罗在罗马的脚踪，探访了历世历代为主殉道、为真理受逼迫之圣徒服刑的地方，以及许多信心的榜样、改教先驱的遗迹。此外，我们还拜访了胡司约翰、路德马丁、喀尔文、慈运理、新生铎夫、罗伯斯伊凡、卫斯理约翰、慕勒、戴德生等人的家乡和住处。

在走访过七十多个历史景点之后，我们不禁发出主在约翰二章十七节的感叹：‘我为你的家，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在许多外观美丽宏伟的教堂里，我们所见所闻皆是偶像充斥，香烟袅绕，可谓消极之至。此情此景，我们才深刻感受历代血泪恢复的急切需要。

综观此行，我们的确得着了相当的启示。首先我们看见何时政教联合，何时教会就变质且遭迫害。当初即因犹太教与罗马政治联合，促使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同时，政教一联合，教会就变成别迦摩，清心爱主的人就大遭逼迫。其次，我们看见正统教会的历史，乃是基督徒受逼迫的历史。教会是金灯台，理应在地上为主作见证，因此受逼迫乃是命定；反之，当环境安逸，逼迫远去时，许多的搀杂和堕落，随即被带入教会中。

第三，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时代，神都能兴起得胜者。即使是在圣经被封闭的‘黑暗时代’，神都能不断兴起信心的榜样，他们就像黑夜中明亮的星。第四，神在每个时代的工作，都是要把人转向基督，使人专注于基督，充满基督。无论何时，人在基督之外有所注意，人就堕落了。无论人注意的是神学、教训或作法，都是堕落；即便注意的是真理，若因持守真理而偏离基督，也是堕落。

第五，主恢复的内涵，就是恢复从物质的范围，转入神圣奥秘的范围。历史证明，教会一注意物质领域的事，就堕落了。许多大教堂所以吸引人，都在于一些物质的东西，如马槽的木片、十字架的木块、主耶稣的裹尸布等；这一切都充满传说与迷信，和拜偶像实在没有两样。真实的基督徒所应当注意的，是重生、更新、变化和模成等；所当追求的，是神圣的分赐，神圣的供备，以及与神圣三一的联结、调和并合并。

第六，传统与真理是完全相对，绝不两立的。天主教宝贝他们的传统，甚至有人说，‘一件事的推动，若是经过许多世代都被接受，那就是真理。’他们高举圣母马利亚，实行给婴儿受洗，将这些当成真理。更正教也不例外，如圣经明言启示，人有三部分，灵、魂、体（帖前五23，来四12），但更正教里许多教师，仍然坚持人只有两部分：灵魂和身体。如今我们看见神所要恢复的，乃是要恢复神成为肉体，肉体成为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成为七倍加强的灵，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概括的说，主的恢复乃是在于三方面：第一，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第二，身体的一与同心合意；第三，所有肢体生机的尽功用。

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基督徒，我们的确是有福的。先人血迹斑斑所恢复的真理与启示，到我们手中已是去芜存菁，集其大成，并且能以实行出来。如今我们所得着的属灵产业，不是片面、残缺的，乃是承继已往、包罗一切、完整齐全、全面平衡、构上时代、终极完成的。我们正朝着一个方向，要活出神人的生活。我们不是只过一点敬虔的生活，不是只为一个宗派的兴衰而活；我们乃是为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妆饰基督的新妇，催促基督的归回，至终要与基督完全联结、调和、并合并为这座生命的城——新耶路撒冷。

（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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