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时代：17世纪的乱世与现代世界观的创立[英]A.C.格雷林著吴万伟肖志清译献给伦敦人文新学院首届毕业生：人文之乐（animaculturagaudere）历史是用例子讲解的哲学。——修昔底德（Thucydides）从地球到星星的旅程是容易的（Nonestadastramolliseterrisvia）。——塞涅卡（Seneca）第一部分　绪论01　观察宇宙在温暖晴朗的晚上走出屋门抬头仰望夜空，你会看到什么呢？想象一下，年前的人们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当时的人们在凝视星空时，会看到什么？应该说他们看到的事物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并无二致，但他们看到的宇宙完全不同。无论就宇宙本身而言，还是对他们的个人生活来说，这片星空都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说明一个意义显著的事实：在17世纪初，受到最好教育的先辈，那些思想最深刻的人的心智——其心态和世界观——与远古的和中世纪的祖先在根本上仍具连续性；但是到了17世纪末，人们的心智已经变成“现代的”了。这个显著的事实意味着，17世纪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特殊的阶段。事实上，它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新纪元。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证明我的这个主张。17世纪是历史研究中探索最为深入的时期之一，因此，进入这个领域时，我要先做一个免责声明。我在本书中的兴趣，用最笼统的说法是，这个世纪最有学识的人是如何在这么短暂和动荡的时间内完成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变。在一本书中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选择、抽样和概览，根本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观察重大思想运动的模式就像从高空俯瞰下面的风景一样，人们要寻找更大的轮廓。因为解释17世纪的主要议题是科学、哲学和观念，那是适宜哲学家和思想史专家去探索的领域。这里需要提出一个争论。历史研究的持续发展需要周期性的修正主义，这总体上是好事，因为它能使辩论保持生命力，并对我们有关历史的理解提出新挑战，因而也是对我们如何理解当下的挑战。对17世纪是现代社会的大熔炉这个观点的修正之一是，它不是现代社会的大熔炉：“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不再被认为是科学理性取得进展的关键阶段，这种发展不再被视为超自然信仰衰落的标志或世界‘祛魅’的源头。”一位评论家在一篇书评中如是写道，该书论述了神秘主义信仰如何延续到18世纪。无论评论家还是此书作者或任何不再认为这个阶段很重要的人都没能抓住一个关键点：没错，迷信和古老的观念当然还在持续——它们在很多地方仍然存在，但是17世纪发生的世界观革命已经使其在功能上处于边缘地位；这些曾经在所有人的心中处于中心和支配地位的世界观，在更多退入个人生活的私人空间的同时，在形而上学与道德观、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也开始走向边缘。我对17世纪思想史的兴趣由来已久。在过去的25年中，在对乔治·贝克莱（—）的思想进行学术考察的过程中，在阅读勒内·笛卡儿（—）的传记和一本关于16—17世纪辩论良知和探索自由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由概念的书时，以及大量阅读有关洛克、科学革命和随后的启蒙运动的论文之后，我逐渐认识到17世纪具有特别显著的意义。我认为它是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新纪元。当然还有其他的时期——事实上数量不少——但是没有哪个时期像17世纪这样剧烈地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因为这个转变发生在欧洲陷入持续纷争、缺乏安全感和遭受压迫的时期，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思想体系挑战传统信条的时期，这种变革景象不仅非常有趣而且引人入胜。就像很多重要历史事件那样，人们从中能够了解到自身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很多东西。17世纪的奥秘在于，混乱时代如何产生了人类思想史上的最伟大变革？或者对这个奥秘的解答本身也是奥秘？考察这个纷争不断、天才频出的时代目标之一就是提供一个答案。一个时代的思想是那个时代的领袖人物的思想混合体，体现在他们的辩论、观点和发现之中。17世纪思想的故事因而是领袖人物的思想及其互动的故事，也是对促使思想交流与互动变得可能且往往非常紧迫的因素的研究。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对那个时期做了主观的分类，并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细节。我们现在谈论科学革命，并且用不同方式讨论同一时期的哲学并形成了后来有关认识论、形而上学和政治理论的辩论，因而我们的举动似乎表明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不是一回事，或者确切地说，它们是一个更大事物的组成部分。但是，它们事实上相互依存不分彼此，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更伟大的思想革命。而且，如果思想观念不能自由传播（至少要比人民更自由）的话，这场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要理解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像邮政服务这样看似平淡无奇的东西。重要的是，有少数人可以说扮演了因特网服务器的角色，他们将欧洲各地的学者相互联系起来，为他们之间的信息流动和观念交流提供了方便。马林·梅森（MarinMersenne）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个人丰富多彩的著作代表了这个时代思想革命的标志性特征，即努力将真正富有成效的探索与神秘主义、超自然力量、魔法和玫瑰十字会的纠缠分开，当然也与宗教的禁令分开——宗教权威备受质疑而面临威胁，故而对世俗知识的增长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抱有敌意。17世纪的其他评论者将本地语言出版物的快速增长和新教派别的蓬勃发展作为此阶段的变革性特征，这是很好的观点。某些新教派别热衷于积累物质财富的成功（“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将这个领域的两个著名主题结合起来）。不过，重要的是，我们要将其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下。人们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态度受观念变化的影响，如什么是最重要的；读书识字水平的提高和本地语言出版物（尤其是传单、讽刺作品、政治性小册子和新闻报道等）的广泛传播是主要原因。它们反过来成为民众观念传播的载体——观念是变革的推动者。要详细考察所有这些人的思想、著作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得到满意的结果，需要广博的学识。但是，我希望本书的概述足以证明17世纪是真正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其变化之深刻使得之前的一切宛如隔世，而17世纪以降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本书第二部分，我将考察三十年战争以及英荷海战，后者的论述会更简练。后面章节中关于三十年战争的描述是重复性的和非结论性的，这是战争的本质使然。但我认为，这恰好说明那场破坏性冲突久拖不决没有意义。不过，对三十年战争穷根究底地跟踪描述仍然很重要：它毕竟是历史变化的基础。在第三部分，我描述了这个世纪的思想革命的知识背景，不仅仅是寻求神秘知识途径的那些神秘术士的野心。第四部分讲述了更严谨的思考和调查方法的兴起。第五部分描述了这些方法在社会中的应用。第六部分是简短的结论，我对17世纪创造现代世界的方式和理由阐述了自己的观点。02　人类历史纪元数万年以来，正如幼儿通常的看法一样，大部分人认为世界是宇宙的中心，人又是中心的中心。但是，这个观点在仅仅年前的欧洲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巨大转变，我们应当考虑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以及为何会发生等问题。当然有一个答案——虽然正确却无多大帮助——所有历史都会指向那个点。但是，这个正确答案的关键部分是，这种变化本质上是理论的，是90度的视角转换，把全新的世界图景——我们当今世界的图景——展现在眼前，而且这种变化速度惊人。变化过程中存在一个临界点和随之而来的后续影响，这在很多人类事务中屡见不鲜。不过，这绝非普通的临界点。现在在关于这场思想革命的评说或专著中，似乎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件，其核心特征已经成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司空见惯的东西。但是，这种想法会让我们错过一些东西的重要意义，它们对造成这种改变的人以及见证这种改变的更多人来说利害攸关，虽然这些东西有时候令人警惕且让人感到不舒服。其他的思想传统长期以来一直宣称的其他变革时刻，通常是宗教思想的变化——人民摆脱奴隶制的桎梏、山顶上的启示、救世主的诞生、先知的诵读——但是，这些事件或假设的事件都是人类思想还处于幼稚时期的产物。更好的候选人或许是古典时代的天才们，罗马人或中国唐朝统治下的世界其他成熟国家的天才。不过，受过教育的、有思想的普通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背后的理由在17世纪之前是一回事，到了17世纪之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种变化对很多其他事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社会、道德、教育，甚至千百万人日常生活的安排都受到前现代思想的控制，几千年来人类生存及其世界观基本维持原样。在革命发生后的年中，世界已经与从前的历史截然不同。这就是衡量标准，即为什么这个阶段成为人类事务的新纪元。如果这个主张似乎有些夸张，那就请考虑下面两个例子。年，《麦克白》首次公演。莎士比亚能够凭借在白厅宴会厅观看首次公演的观众的信念来描绘杀害国王是颠覆自然秩序的行为，甚至出现了马吃马、猫头鹰在半空中扑杀游隼的情形。仅仅一代人之后的年，就在伦敦白厅，国王在众人面前被公开处决。《麦克白》首次公演的某些观众或许就见证了查理一世被砍头的场面。《麦克白》中国王神圣不可侵犯性的观念到了英国内战时期已经被抛弃，人们更赞同关于自然的新观念和政治权威的实施，虽然还要经过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将这些观点充分转变为永久性解决方案的实践（至少在英国——在年的“光荣革命”中，议会废黜了国王，并按自己的选择推举新国王），但差别已经能觉察到了。那是一个国家的世界观发生某种变化的例子，考虑到以它为代表的新兴政治意识形态向全球蔓延的规模，其对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下面一个例子来自更温暖的地区，从中可以看出影响更深远的变化。在年，天主教加尔默罗会修士保罗·安东尼奥·福斯卡里尼（PaoloAntonioFoscarini）送给梵蒂冈的枢机主教贝拉明（CardinalBellarmino）一份备忘录，宣称哥白尼的日心说与《圣经》吻合。贝拉明用冷冰冰的嘲讽口吻回答说：“如果真有证据证明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第三天堂，太阳并不是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转，那么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小心地解释《圣经》中似乎截然相反的篇章了。”在之前的信中，贝拉明曾经提醒过福斯卡里尼：你应该清楚，特伦托宗教会议（CouncilofTrent）禁止有人对《圣经》做出与教皇们的普遍观点截然相反的解释。如果尊敬的阁下不仅阅读神父而且阅读现代评论者对《创世记》《诗篇》《传道书》《约书亚记》的论述，您就会发现所有人都同意从字面意义上去解释，宣称太阳在天空中围绕地球高速运转，地球远离天空，处于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然后，请您谨慎地考虑教会能否容忍《圣经》遭到如此荒谬的解释，它们与教皇和拉丁语、希腊语的所有现代评论家的论述格格不入。贝拉明的警告已经把“谨慎”之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就在这次书信往来的16年前，乔尔丹诺·布鲁诺已经在罗马的鲜花广场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原因之一就是鼓吹哥白尼的学说，而在这次书信往来的16年后，伽利略因为同样的理由被抓起来审判。若不是公开认错悔罪，伽利略也可能被处死。在这之间的年，朱利奥·瓦尼尼（GiulioVanini）因为认同自然主义世界观在法国图卢兹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公开支持这样的观点会有丧命的危险。现在我们再来看伽利略被审判仅仅50多年后的年，笛卡儿主义哲学家和天才作家贝尔纳·勒博维耶·德·丰特奈尔（BernardleBovierdeFontenelle）的《关于多重世界的对话》（ConversationsonthePluralityofWorlds）得以出版，此书读来令人愉快，且印象深刻。在与一位匿名贵族妇女的系列晚间谈话的伪装下，丰特奈尔介绍和解释了17世纪“新哲学”认识的宇宙的本质，并将其与地心说对比，还指出了这种观点对人类的自我理解产生的隐含意义。他描述哥白尼观点的目的是以此作为其论证的绪论，因为所有星星都是恒星，还可能有围绕这些恒星旋转的众多行星，而这些行星上面可能也有生命——这个观点最近又获得了新的支持，不仅来自统计学，而且来自对我们所在地球之外的行星和行星系的实际观察。丰特奈尔写道：宇宙不过是更大规模的钟表而已，它的运动取决于亘古不变的法则和各个部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在我们确定无疑地知道金星和水星是围绕太阳转动的，而不是围绕地球转动的，在此问题上，古老的认知体系完全瓦解了。在一个名叫哥白尼的德国人看来，天文学变得更为简单，他破坏了所有不必要的圆周，打碎了水晶天球。受哲学热情的鼓励，他把地球从以前认定的中心位置移开，以太阳取而代之，因为太阳更值得拥有这个非凡的地位。行星不再被认为是围绕以地球为中心的轨道旋转，而是都围绕着太阳转，地球本身也不例外。如果丰特奈尔早出生70年，在贝拉明写信给福斯卡里尼的时期，或者早50年，在伽利略被逮捕的时期，他就不可能自由地发表这些观点，必然要考虑可能遭受惩罚或者遭驱逐的问题。50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但是在人类事务上未必如此。在那50年里，世界的确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人们能够举出更多例子说明17世纪初几乎人人都拥有的世界观和这个世纪末至少是那些受过教育者普遍接受的世界观之间的不同，还有世纪初离经叛道的思想带来的风险和世纪末这些风险几乎彻底消失的明显对比。或许可以指出的是，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每个世纪都会因为其产生的观点而显得生动有趣，而欧洲的17世纪尤其如此——毫无疑问，欧洲当时天才辈出。战争、内部纷争和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教派冲突持续不断所产生的颠覆性与破坏性在欧洲历史上都前所未有，但就在如此动荡的世纪，却人才辈出，彬彬济济。这是一个谜，或者应该算是个谜。人们如何解释在如此动荡的时代天才云集、英贤踵接的奇迹？是这个世纪的动荡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天才和那些变化的出现或者引起了这些变化，还是说假如这个世纪是和平时代，会出现更大的革新？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这种背景下出现难道只是一个谜？或者当人们考虑其隐含意义的话，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莫非需要灾难才能推动人类的巨大进步？不仅仅是从我们的视角看，17世纪是革命的时代。丰特奈尔的例子显示，它将自身的原貌呈现给了自己的居民。想想杰里迈亚·霍罗克斯（JeremiahHorrocks）和他的朋友威廉·克拉布特里（WilliamCrabtree）在年11月24日是何等兴奋，当时他们在克拉布特里的阁楼里做出了引人注目的重大科学发现：金星凌日，即他们观测到了金星在太阳前面经过的场景。霍罗克斯通过研究开普勒12年前出版的关于行星运动的《鲁道夫天文表》成功计算出金星凌日的日期。这是依靠观察来验证理论的经典案例。想象一下这两位业余爱好者在等待验证哥白尼体系的可重复证据时的感受，显然，他们看到的宇宙与传统观念描述的宇宙有巨大的不同。他们看到了期待已久的东西，但是几乎不敢承认亲眼所见：金星的黑点一点点地穿过太阳投射在克拉布特里阁楼上的卡片上的明亮影像。霍罗克斯描述他的朋友长时间站在那里“全神贯注，欣喜若狂”，一动不动，“狂喜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和克拉布特里感受到的激动和兴奋在科学界并不陌生，那是亲眼见证理论得到实证的狂喜。霍罗克斯和克拉布特里当然知道他们的发现并非新发现。哥白尼的著作和伽利略的望远镜已经驳斥了贝拉明写信给福斯卡里尼时引用的《诗篇》首第5节的内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新颖之处在于霍罗克斯和克拉布特里对他们观测结果的解释——一颗行星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内侧轨道上运行。按照这个描述，宇宙的结构与先辈的描述完全不同，伴随着这个差别的是对人类思想、希望和渴望相信的一切所拥有的一整套不同的隐含意义。这种差别的剧烈程度只有在我们牢记这个观点被推翻的更多细节时才变得清晰可见。人类自古以来就对恒星和天空“漫游者”（漫游者的希腊语就是行星这个词的源头）充满崇拜。当时人们认为行星共有七个：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系统性天文学的最早记录是在尼罗河源头发现的具有2.5万年历史的遗骸——伊尚戈骨（Ishangobone），上面的刻痕对应着不同的月相。2.2万年后的巴比伦星图则翔实丰富得多，记录了多个世纪来人们观测天象和一丝不苟做注解的努力。美索不达米亚星图更加详细是因为它们构成了天文学占卜术的基础，但是当公元前6世纪的泰勒斯和年之后来自亚历山大的天文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使用那些星图中的信息时，目的是新兴的真正科学研究而非用于占卜。像很多世纪后的霍罗克斯一样，泰勒斯运用这些数据做了预言，他预测公元前年5月28日在小亚细亚可以看见日食。这一次日食令哈里斯河战役中的双方都惊恐不已，当天交战的米底亚军队和吕底亚军队都放下了武器，同意休战（希罗多德描述了这些）。他们认为这是神传达的威胁信息。泰勒斯认为月亮在太阳和世界之间运行，投射了阴影。泰勒斯的想法几乎总是对的。再过2年后，哥白尼和开普勒的学说开始在人类的自我认识中引起真正伟大的现代革命，不仅确定无疑地排除了地球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而且对行星位置做了正确的排序，首先是行星围绕太阳运行的正确顺序，继而确定了各自的椭圆形轨道。达尔文在三个世纪之后对人类的自我中心观念进行了调整，将人类从造物的顶峰位置移开。因此，在哥白尼和达尔文两个时代之间的观念变化可谓是沧桑巨变——人类从宇宙的中心和造物的顶峰降为数十亿个星系中的普通银河系外围的一块小石头上的生物，并且处于这块石头上的生物学群体队列中靠后的位置上。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重新定位。的确，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数千万人并没有完成这个观念转变，对其隐含意义的了解就更少了。但是，这仅限于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愚昧无知以前是官方正统思想，如今则是衡量差异的量度。当霍罗克斯和克拉布特里观察金星黑点爬过太阳表面的时候，望远镜已经问世，但是正如有人注意到的那样，他们并没有依赖望远镜。在使用开普勒的算法时，他们依靠的是人类诞生之初就拥有的两个工具：裸眼和理性，前者可以说是人类的第一个天文工具，后者则是人类第一个，至今仍然是最伟大的科学工具。在17世纪，人类又能够自由使用理性这一工具而不受限制，之前则常常受到宗教正统思想的危险限制。正统意味着“正确信念”：人类的问题在于，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仍然倾向于认为信念越古老，真理性就越强。要强调这个视角变化是多么巨大，请思考17世纪思想革命对当今的科学世界观产生的深远影响。这最好地体现在下面两个例子中——在从人类无知的远古历史中继承下来的有限的人类中心主义画面中，这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无从想象的。这种无知曾经制造了神造人的传说和大量传奇性宗教信仰故事。第一个例子是太阳系中所谓的“后期重轰炸期”事件。在将近40亿年之前，太阳系内部受到了流星和小行星的密集冲击。许多流星和小行星与月球发生撞击，以至于月球的表面都熔化了。水星受到的撞击尤其严重，像卡洛里盆地那样的巨大陨石坑周围环绕着撞击形成的火山。冲击波还在水星的背面形成了形状怪异的山丘。地球也处在这次灾难性的陨石雨落入太阳的路径上，因此也遭受了这种冲击。后期重轰炸期在月球表面形成了多个直径超过20千米的陨石坑，因此，考虑到地球的体积更大，有人估计地球上形成的陨石坑数量比月球的多十倍。在加拿大和格陵兰的深层沉积物中包含了大量地球外的同位素，这是支持大轰炸假说的实证性证据；此外，根据化石记载，大轰炸理论说明，要么地球上更早出现的生命受撞击而灭绝，但不久之后又重新出现，要么地球上的生命是由与地球相撞的巨石带来的。这个引人入胜的假说使正统世界观——世界是年前被神秘地创造的——看来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正统世界观认为宇宙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小地方。在17世纪初人们不仅信仰这种世界观，而且很多时候是被强制信仰此观点（极端的情况是用死亡的痛苦来威胁）。第二个例子是发现系外行星——我们地球之外围绕恒星旋转的行星，这一发现隐含的意义更大。丰特奈尔能够在理性基础上假设它们的存在，复兴了古代人如伊壁鸠鲁、梅特罗多勒斯、厄琉西斯的芝诺、阿那克西美尼、阿那克西曼德、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其他人凭空猜想的那些观念。但是，系外行星直到年波兰裔美国宇航员亚历山大·沃尔兹森（AleksanderWolszczan）在测量脉冲星的旋转时才首次真正被发现。脉冲在时间上轻微但规律性的变化使他推断，这是由于被围绕它旋转的三颗在轨行星向前或向后推拉造成的。更像地球的系外行星是日内瓦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发现的，方法也是通过测量一个木星大小的绕轨行星的引力对恒星的微扰。要理解这样的微扰如何被发现，我们就必须注意到，太阳系的行星围绕太阳沿着轨道运行的说法并不很准确，实际上是太阳系的所有成员包括太阳本身都是绕着这个系统的质心沿轨道运行，只是它碰巧就在太阳内部，因为太阳比附近的任何天体都庞大得多。这有助于天文学家知道在其他恒星中寻找什么，换句话说他们要寻找通过光谱分析能够探测到的抖动或者摆动。这些微扰必定属于这样一种情况，它们不可能由形成二元系统的另一个恒星的存在而引起（其中不太可能出现行星，因为8字形轨道具有不稳定的趋势，会导致行星最终从系统中弹出。但是也有观察表明，如果行星的轨道位于两颗恒星的交互轨道之外，则这样的系统确实可以存在）。日内瓦天文学家使用这种技术发现，在沃尔兹森观察的八个月内，恒星飞马座51周围有个庞大的行星，它以每四天一圈、令人眩晕的速度绕飞马座51运行。飞马座51是我们的邻居，位于离地球45光年的地方。为了寻找比木星小得多，并且对其恒星的引力影响小到难以侦测的类地行星，人们一直在寻找“闪烁的”恒星，它被在前面通过的行星稍微遮暗了一些——就像霍罗克斯和克拉布特里观察到的那种金星凌日现象。本书初稿成形之际，科学家发现的最像地球的行星是COROT-Exo-7b（以发现此行星的法国空间卫星Corot命名），该行星比地球略大，每20小时绕恒星旋转一周，因此非常接近恒星，以至于几乎可以肯定其表面是超过一千摄氏度的熔岩。但是，就在初稿交付印刷之际传来了开普勒b的消息，这是一个非常像地球的行星，像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样，开普勒b也以同样的距离围绕其恒星公转，公转一圈需要天。这个“地球2.0版”在1光年远的地方，是美国宇航局的开普勒空间望远镜观察到的行星之一，这些发现显示，我们能够期待在“金发区”发现数量众多的行星——“金发区”指的是围绕恒星的适居区：这些区域恰好适合生命存在——统计学上很多其他的恒星系也可能存在适居的行星。意识到其他世界的存在，以及宇宙远比前现代的世界观所认为的更为庞大复杂，会导致对重大思想革命的潜在要求。“革命”这个词几乎无法充分展现这一点。那是横跨整个探索领域的思想革命，它要求思想解放，允许人们在没有任何恐惧和成见的情况下进行不同方式的思考。这场革命持续时间超过了17世纪的范围，即16世纪和18世纪之间：在16世纪以宗教改革和哥白尼的学说为代表事件，在18世纪末则以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为结束标志。在此，我们要重述这一谜题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思想革命发生的背景，让革命具备可能性以及后来使其成为现实的问题越发引人入胜。17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经历了20世纪之前的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阶段，当时思想革命正处于全力酝酿之中。中欧说德语的国家在年处于遭到严重破坏的状态，那一年三十年战争正式终结，就像德国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时候一样。这场大战的影响和代价极其巨大，其中还包括连续一个世纪的内战和双边战争，如法国和西班牙、英国和荷兰、法国和荷兰等，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人们会再问：产生现代世界的天才为什么会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密集出现？或许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动荡的年代才产生了天才辈出的局面？这个问题显示，将17世纪描述为“改变世界的不稳定性”阶段是恰当的。这里指的不仅是这个大洲及其西部岛屿的政治和军事动荡，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阶段的心理——不仅仅是思想动荡，之所以说动荡是因为这种心态源自探索带来的变化将这一阶段民众的世界观整个颠倒了过来。上文引用的天文学例子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思想的改变不仅限于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再次考虑有关年观看《麦克白》首次公演的观众和年在白厅前见证查理一世被处决的民众的问题：在这43年里潜意识中形而上学世界观发生了什么变化，让白厅前的民众不再像莎士比亚期待中《麦克白》的观众那样相信或至少部分相信，弑君是会遭到天谴的即破坏神圣自然秩序的观念呢？考虑到这些变化的关键在于领袖人物的思想，我们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eboencheng.com/kbecwz/80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