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五条誓文年4月7日颁布的《五条誓文》，无疑是年轻天皇发布的第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法令。天皇当着天地神祇宣誓时，包括公卿和大名在内的百官都在场。宣誓的前一天，天皇颁布诏书，宣布恢复长期以来被武家强制中止的各种神道教仪式。其目的明显是恢复古代祭政一致的制度。复古计划的一个核心是重新设立神祇官。这个职位早在8世纪初就已设立，但是这几百年来只是名义上的虚职而已。如今，神道教的神官、宫廷和神社举行的神道教仪式都将受神祇官管辖，而神官也将恢复长期以来被替代的各种功能。重视神官职务、强调神道教和佛教分离的态度在四天之后更加清晰：新政府颁布了一项更为详细的法令，要求那些本身是和尚的神官必须放弃佛教的身份、职位，废弃袈裟，还俗蓄发。一千多年来，尽管神道教和佛教之间天生存在矛盾，但大多数日本人都同时信仰两种宗教。例如，根据神道教的教义，现世是美好而欢乐的，死后的世界——黄泉——则是污秽和腐败之地。与此相反，佛教的教义则认为现世充满了痛苦和磨难，但此生的所作所为却能使我们死后享受极乐净土的快乐。那些论述宗教问题的日本人完全忽略这些根本性的分歧，广为民众接受的是“本地垂迹”说，即认为神道教神祇是佛教的佛与菩萨在日本的化身。天皇计划恢复神武（初代天皇）时期的祭政一致体系，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这时遭到了排斥甚至迫害。长期以来，佛教的官方地位都比神道教重要得多。天皇们时不时出家，死后还以“院”（寺庙的名称）作为称呼，然而皇室却从未忽视神道教。天皇履行的最重要的仪式都和神道教有关，每一年都以祭拜四方的“四方拜”开始。这个仪式于新年那天的寅时举行，天皇向自己生辰星（属星）、天地四方的神祇、父母亲的坟墓方向遥拜，祈祷五谷丰登和长治久安，即现世的一切幸福遵照的都是神道教的现世观。仪式中包括天皇的属星，表明神道教仪式受道教的影响很深。宫廷常常依靠阴阳师占卜运气的好坏。在咨询阴阳师之前，宫廷不会有任何行动。明治初期日本人的宗教生活包含了神道教、佛教、道教等信仰，其中也有或许可以称之为迷信的因素。神道教，尤其是神祇官得到特别的重视，当然与天皇的重要性增加有密切关系，因为神道教认为，天皇是世界上地位最高的人。天皇宣布《五条誓文》时的仪式完全是神道教的。那天的仪式在紫宸殿举行，公卿、大名和低级官员身着各自的朝服济济一堂，场面甚是壮观。仪式一开始是洒盐水和撒米，这是祓除的仪式。接下来由神道教的大神官白川资训演唱降神的神歌。祭品摆好之后，天皇身着引直衣，在两名副总裁（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两名辅弼（中山忠能和正亲町三条实爱）等高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坐在皇位上。天皇面朝南方，神座在他右手边的斜对面。四幅描绘四季风景的屏风围绕着天皇的宝座。三条大声朗读了一份神道教的祈祷文。他首先向天地诸神祈祷，念完之后，天皇走向祭坛前方的跪垫，叩拜祷告，贡上系有布帛的杨桐枝。接着三条大声宣读天皇的《五条誓文》：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众所周知，誓文的撰写者并不是明治本人，而是由两位武士出生的学者由利公正（—）和福冈孝弟撰写，再经过木户孝允的修改。一些学者不太相信誓文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这些看似自由的理想掩盖了誓文的真正目的：在第二天攻打江户城的战斗中，赢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如果你以为五条誓文意味着政府领导人打算近期成立议会，则大错特错。但是，不管誓文是否真心追求进步，它使用的语言都是日本甚至整个汉字文化圈前所未有的。“万事决于公论”绝对不是习惯的做法，认为下层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也不是——不管你如何定义“下层人民”。第四条誓文——“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诚然模棱两可，非常容易引起歧义，但是人们通常都赞美过去的习俗，将其与现在的堕落风气相比较，绝不认为那是“陋习”。最后一条表示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知识，看起来甚至和复古的基本理念——借鉴日本的过去，而不是借鉴其他国家——相抵触。后来，五条誓文表达的原则受到淡化，有时还被忽略，然而却从未被否定。五条誓文被保留下来，因为它体现了那些希望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有识之士的理想。誓文宣读完毕，公卿、大名等在场人士都在文件上签名，以表示坚定拥护《五条誓文》的决心。他们“誓死奉戴纶旨，勤勉从事，以安天子之心”。那些没有到场的公卿和大名后来都到宫廷签了名，加起来一共有七百六十七人。天皇自己如何看待这个仪式？就算他和身边的人说过一些看法，也没有留存下来。天皇还太年轻，起草誓文时很可能没有人咨询过他。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是在听三条实美大声朗读时才第一次知道誓文的内容；但是，要说这个仪式——他继位以来最令人难忘的一个场景——以及《五条誓文》的宣言没能打动他，也难以想象。正因为天皇既年轻又缺乏经验，誓文体现的理想主义或许才深深感动了他。统治初期，天皇本人确实表现出赞同五条誓文的行动。《五条誓文》颁布的同一天，还颁布了天皇的一封信。信中天皇描绘了祖先的功绩，安慰民众，并承诺将提高国家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威望：朕以幼弱猝继大统以来，思虑以何与万国对立，方可恭奉列祖，朝夕恐惧难堪也。中世朝政衰落，武家专权，表推尊朝廷，实敬而远之，至亿兆百姓之父母，不能知赤子之情，遂亿兆百姓之君主仅存名讳。故今日于朝廷之尊重，较古时或有倍增，然朝威倍衰，上下相离，隔如天地。如此形势，朕以何君临天下？今般值朝政一新之时，若天下亿兆臣民，有一人不得其处，皆为朕之罪。今日之事，乃朕劳身骨，苦心志，立于艰难之处。故履列祖之踪迹，勤于治世，方始履天职，不背亿兆之君之义务。往昔列祖亲临万机，若有不臣之事，亲自为将而征之。朝廷之政裁简易，如此，君臣相亲，上下相爱，德泽天下，国威耀于海外。然近来值宇内大开、各国自四方飞来之时，独我国固守旧习，不求一新。朕若仅安居于九重中，偷一日之闲，忘百年之忧，恐我国受各国轻蔑，上辱列圣，下苦百姓。故朕在此同百官诸侯共誓，继列祖之伟业，不问一身之艰难辛苦，亲经营四方，安抚汝等民众。终开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如富岳山（富士山）之安。汝等民众仅以旧来之陋习为尊朝廷之事，则不知神州之危急。朕举手顿足，则生非常之惊，生种种疑惑，万口纷纭。然朕丧失此志，即是朕失为君之道时，亦失列祖之天下时。汝等详察朕志，去私见，采公义，助朕之业，保全神州。慰列圣之神灵，乃朕生前最幸事也。这封信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和孝明以及任何一位前天皇写的信都非常不一样。信的主题是天皇希望与民众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天皇谴责武家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光环，使民众无法理解自己，而自己也无法理解民众的感受。他说，自己现在打算抛弃天皇的被动角色，主动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天皇在这里是呼吁大家在即将发生的大变革中与其配合。他的祖先们从未想到与民众通力合作的重要性。4月8日，《五条誓文》发布的第二天，写有五条禁令的新布告牌代替了幕府的布告牌。前三条禁令与幕府长期以来的规定相似，余下的两条则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危机而定下的权宜之策。第一条禁令依照惯例是：“遵守五伦之道；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禁止杀戮、纵火、偷盗及其他的恶行。”第二条禁令保留了幕府原来的规定，禁止谋反、通过非正规的途径上诉、集体离开乡村以及其他反抗行为。第三条禁令严禁传播基督教，并通过悬赏的方式鼓励人们向当局举报任何可疑的传播者。前三条禁令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但是剩下的两条才是重点。第四条显然想吓退那些仍然抱有“攘夷”思想，试图通过恫吓或流血来赶跑外国人的人：兹王政一新，乃循朝廷条理，交际外国，依万国公法履行条约，不可加害外国人。背此者有悖朝命，酿成国难，乃至失国际信义，伤皇国威信，故应处至当之刑。第五条禁令可能是为了阻止那些不满家乡生活条件的人。他们计划趁幕府垮台，旅行更为方便之机搬到更舒适的地方居住：“严禁士民逃离本国。对国家及主家有意见者，许建言太政官。”较之当着公卿和大名的面宣读的《五条誓文》，这些遍布全国的告示更为普通民众所了解。第四条禁令尤为重要，它宣告了“尊王攘夷”口号中“攘夷”部分的终结。就在这时，西乡隆盛和庆喜的顾问胜海舟（—）正在江户就江户开城的问题进行谈判。胜海舟咨询了英国公使哈里·巴夏礼爵士的意见。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写道：（胜）说他准备为保卫庆喜而战，并且相信西乡有能力阻止宫廷下达令天皇蒙羞或延长内战的谕旨。胜恳求巴夏礼爵士利用自己对天皇政府的影响力，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巴夏礼确实一再这么做，特别是4月28日西乡来访时，他一再强调，严惩庆喜及其支持者（尤其在人身处罚方面），将会损害新政府在欧洲各国心目中的威望。西乡说新政府不会要前将军的命，对那些煽动庆喜进攻京都的人也能同样从宽处理。江户无血开城的谈判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名外国人的建议。4月26日，在桥本实梁和西乡隆盛的带领下，约六十人进入江户城，新主人德川庆赖在西门恭迎他们。双方同意在一周后，即5月4日，把江户城移交给天皇的军队。那天，天皇的军队顺利接管了幕府的这个据点。江户开城谈判。左为西乡隆盛，右为胜海舟。圣德纪念绘画馆，结城素明所绘此时发生了一件对明治天皇同样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4月14日，天皇担任军队的总司令，离开御所，向大阪进发。他乘坐一顶葱华辇，随身携带着神圣的八咫镜，一路上锦旗飘扬。博经亲王、三条实美和中山忠能率领二十九名公卿骑马陪同。炽仁亲王则在前方率领前锋部队。皇太后和公卿百官身着正式服装，目送天皇离开。天皇的坐轿经过堺街和三条通时，沿路的民众都跪着观看这一盛仪。晚上8点，队伍抵达石清水八幡宫，天皇在神社过夜。队伍前进的速度缓慢，直到4月16日下午天皇才抵达大阪的东本愿寺别院。4月19日，天皇在天保山检阅舰队时第一次看到濑户内海，对他来说，这可能是此次重大旅行途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时刻。他在阿吉河边登上一艘小艇，溯流而下，两岸站着守卫的士兵。中午时分，天皇抵达天保。隶属于佐贺藩的“电流丸”号军舰鸣放礼炮，向天皇致敬，随后，一艘停泊在那里的法国军舰也鸣放了礼炮，“电流丸”号随后鸣炮向对方回应。午饭后，天皇观看了军舰调度的演习。这确实是天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不仅离开了御所的封闭世界，还看到了成片的大海，并受到了海军的鸣炮欢迎。戊辰战争并没有结束。北部的战斗仍在持续，榎本武扬把将军的舰队开往北海道，江户城依旧在彰义队的威胁之下。江户开城后，一些仍支持被废黜的将军的人组成彰义队，以上野宽永寺为中心活动。镇压这些叛乱分子需要时间，但是（至少回想起来是这样）很明显，天皇军已经不再面临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年轻的天皇正在大阪过着舒适的生活。5月22日，他接见了英国全权公使哈里·巴夏礼爵士，后者递交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国书。与巴夏礼一道觐见的有海军上将开帕尔（A.B.Keppel）、米特福德、萨道义、各使馆成员以及海军人员。见面的地点在东本愿寺别院。鉴于上次见面时发生了针对巴夏礼及其随从的暴力事件，这次的安保措施特别严格。萨道义对这次见面的描绘极为有名：天皇坐在高台的最深处，一顶黑漆柱子的华盖之下，帘子高高卷起。我们列成两队走到屋子中央。右边一队是海军人员，由海军上将带领，左边是使馆工作人员，由公使领头。所有人都鞠了三次躬，第一次在走向屋子中央的时候，第二次在高台脚下，第三次在走上高台的时候。高台很宽阔，足以容纳所有人。我们每次鞠躬天皇都要从华盖下起身。外国事务总督和另外一位大人跪在天皇御座的两边。御座的前方两侧各放着一只木刻的小狮子。这些都是古物，极受日本人的崇拜。御座后面是朝臣，他们分两排站立，头戴黑色的纸帽，身穿五颜六色的漂亮锦袍。天皇站起来时，他的脸上半部，包括眼睛都会被挡住，然而他一走动我就能看到他的全貌。天皇的脸色苍白，也许是化妆的缘故。他的脸型不好，用医学术语来说是“突颚”，但是总体上脸的轮廓还不错。他把眉毛全部剃掉了，再画在距离原来两三厘米高的地方。天皇身穿宽松的黑色长披风，像斗篷一样的白色上衣，还有肥大的紫色裤子……哈里·巴夏礼爵士向前一步，将女王的国书交给天皇，天皇显然太过害羞或者难为情，不得不由山阶宫帮忙。他的职责是从天皇手里接过国书。接着陛下忘了该说什么，但是经左边那位大人提醒，勉强说完了第一句话，伊藤（博文）随即念了事先准备好的整段话的翻译稿。然后哈里爵士逐一介绍我们，接下来是海军上将介绍海军官员。天皇表示希望上将麾下的舰队一切顺利，接着我们退到前厅，一边走一边鞠躬，暗自庆幸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有关这个时期天皇接见外国人的情况，日本人的描绘极少，原因无疑是出于敬畏。5月1日，大久保利通被天皇召至他临时驻跸的东本愿寺，在日记中他提到自己流下了喜悦和感激的泪水，因为想到身为区区一介武夫，竟然得以蒙恩觐见天皇。他无法控制自己，那天余下的时间一直都在喝酒。5月9日，木户孝允和后藤象二郎也被召至东本愿寺觐见天皇。木户在日记中写道：天子问天下之形势、海外万国之大势……布衣之身，于咫尺间奉拜天颜，数百年未曾闻之。感泪满襟。今日只浩叹中兴之大业实行未果。午后，（天皇）于帘内睿览角力（相扑）。横井小楠（—）在给家人的信中，也描绘了7月13日天皇的一次接见给他留下的印象：他的脸很长，皮肤黝黑，声音洪亮，身材纤细。至于长相，我猜你也许可以说他长得很普通，但是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仪表堂堂，我极度惶恐而又高兴。明治在大阪的日子远没有在御所时受那么多规矩限制。他的功课没有拉下，但可能很享受相对自由的生活。5月4日，他从帘后观看了一场日本剑术的表演。接着学习《大学》、《孙子兵法》和《三略》。后两本都是兵法书。5月9日，天皇上了一堂讲授《孙子兵法》的课，此后他每天都要听（高级公卿有时也会参加）讲授日本和中国典籍的课。天皇的教育成为他身边的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大阪之行使天皇的形象变得明朗起来，至少在他的顾问和外国精英眼中是这样。不过德川庆喜已经甘愿接受处分，大家便都认为天皇作为远征军总司令的职责已经结束，计划让他回到京都。大久保利通自然很不高兴，因为他希望都城迁往大阪，担心天皇回到京都之后又会跟以前一样远离臣民。5月28日，天皇离开大阪。这一次比来时走得快，第二天就到了京都。天皇的轿子一进皇宫的大门，雅乐的乐师和舞妓就演奏起庆祝天皇凯旋的《还城乐》。那天天气特别好，普通民众蜂拥到大街上，希望一睹天皇胜利归来的风采。宫门上方悬挂的象征天皇亲自指挥作战的锦旗已经被取下来。天皇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首次凯旋了。第十七章亲王叛乱天皇从大阪返回京都不久，就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将亲自处理一切国事：主上年幼，故迄今住居后宫，然依先前誓言及主上所思虑，今后移居前殿，每日辰时出御学问所，为万机之政，听辅相奏闻。亦时时亲临八景之间。御清暇之时研习文武，申时归前殿。此顺序为御制定之事。参与（新政府的顾问）横井小楠在一封信里（上文已经提到过）表示，自己极度崇拜认真工作的天皇。他记载了明治早朝时是如何坐在“玉座”上——有两个榻榻米高，放在八畳间的中央——完全沉浸在工作中的。身旁的烟灰缸是唯一的陈设。两三名“近习”在距离他约两米远的地方伺候，大臣们则坐在在门槛的另一侧。议定和参议走上来汇报工作，单独一人或者两三个人一起。横井说：“如斯盛事，实千余年绝无之事。”同时，政府也宣布重组，此前的太政官将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门。做此安排的人显然是以美国或欧洲国家为模板，然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仿效外国，而是为了实施《五条誓文》。尽管肯定没有人能想到（或者要求）短时间内就实现民主，任何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政（只有亲王、公卿和大名才有资格成为一等官），然而重组却为那些有能力的武士甚至平民打通了升迁的通道，使他们得以晋升为二等官。官员将由选举产生，任期四年，之后再轮转，并允许连任。所有人无论等级高下——不管是大名抑或只是农民和商人——都要为新政府纳税，用以维持一支军队，维护国内的安全；官员则必须将收入的三十分之一缴纳给国家。这段时期还公布了许多其他的规定，有些特别详细，有些则是普通的告诫。一切规定都是为了建立一个不亚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国家这一明确的目标。战斗并没有结束，特别是在国土的东北部和北部。一众高级公卿被派往骚乱地区担任司令，即便他们从未有过专业训练（将来也不会入这一行），并不能胜任军事指挥的工作。例如，以自由思想而著名的西园寺公望（—），军事才能并不出众。6月15日，他被任命为北国镇抚使，并于次日启程前往越后国履新。可能与其他被选为司令的公卿一样，西园寺只不过是个挂名的首脑，但是这些任命表明，人们依然相信军事才能与传统的儒家经典教育息息相关。这个时期最为神秘的参战公卿要数能久亲王。他生于年，是伏见宫邦家的九子。年，能久亲王在江户上野的天台宗皇家寺庙轮王寺剃度出家，被赐法号“公现”。年，公现被任命为寺庙的主持，就他的年纪而言这是个很高的职位。假如不出什么意外，他的余生将在祈祷和冥想中度过，然而德川庆喜宣布臣服宫廷之后，便离开江户城住进了上野的宽永寺，请求公现到京都去一趟，在天皇面前为自己说情。公现这时被称为轮王寺宫。年3月3日，庆喜派特使拜访公现，请求他在炽仁亲王面前为自己求情，但被拒绝。轮王寺宫说，自己从小便出家做和尚，已经不熟悉尘世的事务，没有能力在这种国家大事中担任仲裁。再说，自己虽然熟悉念经诵佛，但是在为人处世和说服别人方面却毫无经验。如果一定要有个人去，希望派遣其他人。第二天，庆喜亲自拜访轮王寺宫，正式请求他去京都。轮王寺的管理人觉王院义观代替亲王回应说，轮王寺公的父亲现在已高龄，如果他去京都，或许很难回来，届时无疑会使江户人心动摇，因此另找他人更妥。义观提到，假如轮王寺宫不能平安回来，“江户人心动摇”，这表明轮王寺宫很受欢迎或者至少是非常出名，也许这是因为他和宫廷的关系非常亲密。庆喜不情愿地离开。然而3月15日，庆喜请来义观并告诉他，天皇军的大总督炽仁亲王已经离开京都，正率军朝江户攻来。他再次请求轮王寺宫亲自去一趟宫廷，为了说服他，庆喜第二天还给轮王寺宫写了封信。3月7日，山冈铁舟（—）等幕府高官也联名给义观写信。庆喜等人的锲而不舍表明，他们认为，假如轮王寺宫到京都去求见天皇，以他崇高的地位，天皇不可能拒绝他，而这是庆喜获得天皇原谅的最佳机会。3月9日，亲王最终同意接受使命，并将动身的日子定在3月13日。他将带大约六十名随从前往，这跟他平时的出行差不多。随从不仅包括和尚和武士，还包括一名医生、一名法律顾问、一名秘书、一名厨师、三名茶童以及包括轿夫在内的许多男仆。尽管如此，对于当时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说，这个排场算是很小的了。3月13日早上大约10点，亲王的轿子启程离开上野。随行人员的家人不分老幼都来送行。他们大概是担心亲王会被扣留在京都回不来，因此别离时特别悲痛。江户人民看到轿子经过，都含泪鞠躬，亲王不顾自身安危到京都为德川家求情的无私精神感动了江户市民，他们在路旁目送。3月17日，亲王一行抵达小田原，比原来的计划晚了两天，但亲王由于身体不适无法继续前行。两天后，天皇军的先头部队开进了小田原，一些来自萨摩、长州和大村藩的人以及大总督的一名特使和义观见了面。他们问义观为何要去京都，以及为何要带这么多士兵。特使又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命令轮王寺宫呆在小田原，等候大总督的决定。他还坚持让亲王的护卫返回江户。亲王听从了命令，遣散了所有随从，只留下有僧籍的人。3月26日，一名萨摩武士通知轮王寺宫大总督将于次日抵达静冈，要他赶去那里。亲王天没亮就启程离开小田原，当时正下着瓢泼大雨。亲王和随从经过箱根汤本村时，遇到了一队正朝小田原进发的萨摩士兵。士兵们高声歌唱，嘲笑亲王：“为什么亲王要冒雨上京？”士兵走近亲王的轿子，试图用刺刀和枪托去推轿门。当轿子来到亲王准备休息的屋子附近时，他们发现房屋被士兵围得水泄不通，只好在一间寺庙里暂避。重新上路时，路上的士兵更多，而且比先前那一拨更无礼。亲王一行本打算在箱根的一间寺庙里用午餐，那天早上也已经准备好了便当，但那间寺庙同样都是士兵，于是他们只好饿着肚子继续赶路。当时天色已晚，雨一点也没有减弱的样子。一个被派去三岛打探的人回来说，亲王打算过夜的那所房子也驻扎着士兵，而且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住。最后亲王找到一间寺庙过夜。装有食物和餐具的箱子已经提前送往三岛，此时不得不再送回来。直到鸡鸣时一行人才吃上晚饭。随从们那天晚上都在外面和衣而睡。晚年的轮王寺宫，即北白川能久亲王3月29日，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跋涉，亲王一行终于抵达静冈。他被邀请住在总持院，但亲王却予以拒绝，因为听说附近神社的一帮神官特别憎恶轮王寺宫。竟然有人对一个几乎一生都在隐居的人怀有如此强烈的感情，实在令人奇怪。可能是神道教神官已经听到了风声，知道亲王此次出行是受前将军的安排。3月30日，轮王寺宫抵达炽仁亲王的行辕。他呈上庆喜的奏折，说前将军现在正在上野蛰居，请求对其从轻发落。炽仁亲王回答说，正是因为庆喜的叛国行径非常恶劣，天皇才下令征讨他，现在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炽仁的部下称，即使庆喜确实已经表示臣服宫廷并住进了寺庙，仍不足以取消这次征讨。庆喜在奏折中为自己过去的行径找的种种借口，不正好证明他仍未完全服罪吗？轮王寺宫回答说，自己此番来求情，并不仅仅是为了救庆喜一命，还因为天皇军的进攻将导致江户人民受苦，他担心天皇知道后心里不安。这番话似乎打动了众人，尽管心存疑问，但他们还是同意考虑他的请求。4月5日，轮王寺宫和炽仁亲王再次见面。轮王寺宫问，庆喜应该怎么做才能证明自己是真心屈服。炽仁表示这要问自己的参谋。尽管炽仁是大总督，但参谋们显然才是军事上的决策者。炽仁的部下简明扼要地回答说，庆喜必须交出江户城和舰队。亲王认为这很合理，于是对炽仁说，他将派使者把他们的要求告诉庆喜，自己则按原计划继续到京都去。炽仁反对这么做，他说轮王寺宫的使命已经完成，不必再去京都了。他让亲王返回江户，并劝他亲自将投降的条件告诉庆喜。两天后，轮王寺宫启程返回江户。关于轮王寺宫此时的感受并没有记录下来，然而身为亲王，他很可能为萨摩士兵对自己的态度以及炽仁命令他回江户时的傲慢语气感到恼火。这些怒气，再加上他原本就不满萨摩和长州为首的远征军进攻德川庆喜，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后来愿意结交那些仍在抵抗天皇军的人。亲王回到江户后不久，彰义队的领导便来找他。彰义队是3月4日在德川家的家庙——上野的宽永寺——成立的支持德川家族的一个组织。觉王院义观是彰义队的热心支持者，可能在他的影响下，亲王与这个组织有了合作（虽说是被动的）。许多藩士用血将自己的名字题写在彰义队的花名册上，发誓要还德川庆喜的清白，并摧毁他们眼中“君侧之奸”——萨摩藩士。天皇军占领江户城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彰义队得到前幕府的授权，在街上巡逻。可能这时他们确实有助于维持秩序，但是政府军一来，彰义队就转而挑起事端，有时还做出抢劫的事情来。炽仁亲王下令解散彰义队，包括胜海舟和山冈铁舟在内的前幕府官员都支持他。他们认为彰义队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害庆喜，然而他们的话根本就不起作用。义观痛骂山冈，“今日之事，名虽朝廷，实乃萨长所为”。他指责山冈被萨摩愚弄，认为有志之士聚集在上野“欲报效王家”再自然不过。他们不仅是保护前将军，而且是为了保护“东照宫以来历代之灵宫”。最后他指责山冈是一名“忘恩之贼臣”。轮王寺宫的在场使得政府军很难向上野的彰义队据点发起进攻。假如他在战斗中受伤或者死亡，情况将变得极为尴尬。因此他们让亲王的父亲给他写信，要他回京都向天皇请安。彰义队的成员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他们相信亲王一走天皇军就会对宽永寺发起全面进攻。他们给亲王写信，告诉他如果他试图离开上野，那么彰义队的每一名成员都将在寺庙山门前切腹自杀，亲王要离开的话将不得不跨过他们的尸体。江户城的市民也恳求亲王不要去京都，他们认为只有他在才能使江户免于战火。亲王犹豫不决，一会决定留在上野，一会又改变主意。一些和尚建议他到比较安全的京都去，其他人则反对这么做，担心他一旦回到京都，将会被迫还俗，而这将是天台宗的一大损失。大总督命令亲王立刻离开上野，这样才能对彰义队展开进攻，但是这封信被义观拦截了。炽仁亲王最后等不及了。6月6日凌晨，政府军发起了进攻。战斗异常激烈，人数劣势的彰义队被迫撤退。午后不久，萨摩军队占领了宽永寺的黑门。那天早上，亲王和平时一样到大堂礼佛念经。枪炮声响起后，身边的和尚劝他离开，但他一直等到念完经才走。在此期间，和尚们拿出几件预备紧急之时穿的便服。亲王脱下袈裟，换上了便装。他要逃往哪里？那天，几个和尚和他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漫无目的地乱走，很担心被抓住。亲王似乎没有想到要向政府军投降，他好像宁肯受苦也不愿这么做。在一个地方，一名长期受宽永寺照顾的商人自告奋勇带他们到一处安全的地方。他们跟随他走进一处农舍。农舍只有一个小房间，而且并不是亲王可以待的地方。他们打开储藏室，看到堆在一起的农具、稻草和干草。角落里铺着大约一平方米的木板，地板的前面则是泥地。和尚们把亲王安置在木板上，自己则恭敬地坐在前面的泥地上。亲王说有点冷，于是他们借来两床脏兮兮的棉被。亲王注意到他们犹疑的神色，告诉他们不必担心。他拿起被子，往头上一蒙。那时正是凌晨3点。由于蚊子太多，亲王整晚都无法入睡。第二天早上，一名服侍亲王的和尚给他做了早饭。虽然餐具又脏又破，但他还是做了饭团和一些味道不太好的味增汤。“亲王说，要不是遇到这种情况，他永远不可能知道老百姓的味增汤是什么味道。他强迫自己喝了一口，然后笑着推开了。”亲王似乎能够笑着接受艰苦的逃难生活，然而天皇军的小分队却在四处搜索彰义队的残余势力。大总督下令，任何知道轮王寺宫消息的人都必须立即上报。军队包围了纪州大名的宅邸进行搜索，因为他们认为亲王可能在姐姐（大名的妻子）那里避难。这些行为使亲王藏身的寺庙的主持明白，炽仁亲王这人不可靠。他劝亲王由海路逃往北方，还安排人将乔装过的亲王护送到品川，让他从那里登上榎本武扬的军舰。那天夜里，亲王和随从被人用小船送上“长鲸丸”号，他们在船上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榎本从主舰“开阳丸”赶来。他遣散众人后问亲王，是否想去炽仁的指挥部。如果是，他可以派一队随时准备赴死的人护送他去。但如果亲王决意要去北方，那么就要服从他的命令。亲王回答说，自己上野的寺庙已经毁于战火，现在已经无处可去。江户的每一处地方都很危险，即使投降炽仁也不会安全。因此他宁可到北方去，那里有他的寺庙的分院，而且没有受到战争的波及。他可以在那里等待官军平定全国。榎本同意按照亲王的想法去做，但是为了不重蹈南北朝时期的覆辙，他请求亲王写一份声明，证明这确实是他自己的选择。这表明榎本这时已经预见到轮王寺宫可能会成为派系的领导，与明治天皇争夺国家的统治权。根据无法证实的消息，亲王的声明是按诏书的格式书写的，诏书还任命榎本及其下属担任新朝廷的重要官员。如果真是这样，那说明亲王已经僭越称帝了。这份书面文件使人们对轮王寺宫产生矛盾的印象。他由于害怕卷入战争才逃到北方，然而北方却是幕府活动的中心区域。该如何将他的不问世事与后来与叛军的合作联系起来呢？无论他是否承认，皇室成员的加入都使叛军得以举起合法的旗帜。5月，北方和东北方的藩国组成反政府联盟，并于6月22日签署了同盟书。一个月后，轮王寺宫出现时，联盟成员恳请他担任联盟的“象征”。他们希望他担任军事领导，但他以自己是僧人拒绝了。8月5日，轮王寺宫被选为“联盟领导”。那天举行的联盟会议起草了一份声明，确立了亲王的身份。声明一共有七条内容。前三条如下：1.亲王暂居白石城。2.开销由前幕府在奥羽的土地收入负担。3.彰义队将继续保护其安全。8月30日，轮王寺宫搬到白石城居住。在各藩国的集会上，他既是名义上也是实际上的领导者。仙台和米泽藩的大名被选为总督，同时还任命了次一级的官员，一个与京都对抗的朝廷实际上已经形成。根据菊池容斋（—）手抄的文书，从8月5日起，北方的年号改为太政元年，轮王寺宫则加冕为东武天皇。由于没有其他的证据，我们不清楚这篇文章的可信度有多高，然而它的存在本身表明，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样的发展合情合理。亲王一直待在北方，直到战争结束。年10月22日，在联盟已失去大部分兵力，胜负已见分晓之际，亲王写了一封道歉信，为自己对抗宫廷的行为深感后悔。传闻联盟的残党计划将亲王绑架到船上驶往外国，并下令对他严加看管，然而事实上他一直待在仙台（和后来的白石城），并在11月30日才启程前往京都。次月，轮王寺宫被裁定为“失大义”，被判由其父亲处置。他必须立刻赶到京都闭门思过。年11月17日，他结束悔过并恢复亲王地位。宫廷对一名（不愿是否出于自愿）曾经担任叛军重要人物的亲王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同一年轮王寺宫出国，先去了美英，后来又去德国学习军事。年，亲王被封为北白川宫，晚年即以这个称呼而为人知晓。年，亲王在担任近卫师团攻台司令官时死于台湾。由于与一桩推翻政府的阴谋有关，年10月1日，另一名有争议的皇室成员朝彦亲王被流放到广岛。一年前他已经因为形迹可疑而被勒令闭门思过，但是，年8月，一名告密者揭发他阴谋恢复德川家族的地位。告密者说他计划派榎本武扬的舰队将士兵送往各个登陆点，揭竿起义。经调查发现罪证确凿，于是朝廷剥夺了他的亲王称号、官衔以及仁孝天皇养子的身份。但是，惩罚逐渐变轻，年2月，他得到赦免并恢复了身份。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反抗无疑要数榎本武扬的反叛。江户无血开城五个月之后，榎本武扬率八艘军舰叛逃。他在平潟把轮王寺宫送上岸后，继续驶往虾夷（北海道），打败了守卫的松前藩和弘前藩士兵，并在函馆附近的五棱郭安顿下来。年1月14日，榎本通过英国和法国公使传信给宫廷，申请委托其开发北部地区。1月26日，岩仓具视回信给两国公使，说榎本言行不一，无法逃脱叛国者的罪名。这番严厉的答复可能是榎本宣布成立“虾夷共和国”的原因。虾夷共和国得到了当时恰好驻扎在函馆的英法分舰队的有条件承认。年6月27日，这种试图建立一个使幕府支持者按照幕府传统生活的国家的尝试最终失败，榎本向黑田清隆带领的天皇军投降，然而，在伴随明治维新发生的所有起义之中，榎本坚持的时间最长。这是紧接着明治维新之后发生的，最后一次反抗宫廷的大起义，但此后还发生了一些规模较小的类似事件。W.E.格里菲斯写道年又发生了一起，他们试图拥立一个新天皇并恢复以前的那一套……一切都按照长久以来的那种方式进行，首先是控制某个具有皇室血统的亲王。有了天子在手，篡位者就能以他的名义为所做的一切披上神圣而合法的外衣。年4月，又一起阴谋曝光。由于看到物价高涨导致人民生活艰难、自从都城迁往东京以来京都日益衰败以及（最主要的）对国内猖獗的外国人和外国势力感到愤怒，两名公卿（外山光辅、爱宕通旭）密谋推翻政府，完成孝明天皇未竟的“攘夷”事业。他们吸引了包括朝彦亲王的家臣在内的一些公卿。根据格里菲斯的说法，“他们计划在东京放火，把天皇带回京都，并改变政府的整套制度”。其中一名谋反者建议炸毁京都府的府治，杀死里面那些害人的官员。另外一名谋反者则对将外国人赶出神户更感兴趣。幸运的是，不法分子在实施计划之前就被逮捕。即使在被捕之后，外山和爱宕仍公然蔑视宫廷颁布的法令，显然怙恶不悛。因此，年1月12日，宫廷勒令他们自杀。他们的追随者也受到了惩罚：一些被降为平民，有一些被判处终身监禁。除了这些贵族高官的阴谋之外，还爆发了许多起农民起义——仅年就发生了一百二十六起，其中许多都发生在上野国一带。这些起义通常都由幕府的前支持者和其他心怀不满的人煽动，不过他们偏向于反抗富商或者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因此有些起义实际上帮助了政府。对于这些不满皇室统治的表现，我们不清楚年轻的天皇知道多少。他肯定知道当时的形势，并听说过轮王寺宫和朝彦亲王的种种行为。不管怎么说，这两人都具有高贵的皇室血统而且都是仁孝天皇的养子。根据报告，天皇知道北部的军队取得节节胜利，形势已在掌控之中。但是，他的注意力可能已从战事转移到即将到来的加冕典礼和江户之行。与遥远北国发生的战事相比，这两件事对他的影响更加直接。但就像明治天皇清楚所知的那样，在彻底消除幕府复辟的威胁之前，所有的起义都必须镇压下去。第十八章东都江户年9月12日举行了明治天皇的加冕典礼。仪式本来定于去年的12月举行，但国内形势不稳，无法举行盛大的仪式，而且准备典礼的时间也不够，因此加冕典礼被推迟到第二年。众人手头有其他更紧要的事情，直到6月份才开始考虑典礼的细节问题，岩仓具视要求现在是神祇事务局官员的前大名龟井兹监（—）查阅文献，裁定“皇国神裔继承”的规范。岩仓知道，大家心目中的传统礼仪其实大多都是照搬中国的模式。他认为，在这个维新变革的时代，非常适合对礼仪进行修改，从而为后世的加冕典礼树立榜样。8月，龟井兹监和福羽美静（—）接到正式命令，为加冕典礼设计一套新程序。这时福羽提出了一个不符合古老传统的建议。多年以前，德川齐昭（—）曾送给孝明天皇一个地球仪，希望不仅可以使他熟悉总体的世界格局，还能激起他的雄心壮志，扬国威于海外。福羽提议，如果把地球仪作为加冕典礼的焦点，将会唤起在场百官的崇高志向，深化他们的认识，而且可以使普通民众感受到加冕典礼的庄严。他还提议神道教的加冕祝词中必须要体现所有民众的祝贺之情。岩仓也希望全体人民都能参与典礼，而迄今为止这项仪式只限高级公卿参加。不用说，仪式举办的时间咨询过阴阳师。阴阳师认为加冕典礼应该在9月12日的早上8点举行。被委任主持各部分仪式的官员们，根据自己对日本典籍的理解，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建议。宫廷提前去神道教的主要神社祭拜，祈祷典礼举行那天不要刮风下雨。他们还派神官前往神武天皇、天智天皇和前代三帝的陵前，告知他们加冕典礼即将举行。典礼经过精心的安排，参加者的每个动作都经过设计。那天一早天皇就穿上束带。这件长袍和神道教神官穿的袍子很相似，显示日本抛弃中世以来唐制礼服的传统。10点，天皇从清凉殿出发，穿过木桥，来到仪式的举办地紫宸殿。两名宫女在前面引路。接着是两名掌侍，一人捧着神剑，另一人捧着勾玉。天皇身后跟着一名捧着放有笏的盒子的官员，另外一名官员拖着束带的下摆。天皇从后面的帷幔进入大殿，坐在宝座上，这时众人都还看不见他。两名女官将神剑和勾玉放在天皇左边的台子上，然后退下。笏献给了天皇。接下来，随着一声锣响，两名宫女拉开竹帘，天皇出现在众人面前。全体官员在警卫长的口令下立即拜倒在地。一名官员向天皇献上“币”，随后神祇事务局的长官走上来将其拿走。仪式结束后，又是一声致敬，于是全体鞠躬。然后典仪冷泉为理走到指定的位置，手举文书，大声宣告天皇继位，并祝愿他福寿绵长，国内五谷丰登。宣读完毕，一名歌者唱起了一首古老的歌谣：明治天皇像。图片中，明治身着正式服装，头上戴着高高的冠冕。此照片可能是年由内田九一拍摄无数黄沙子。绵延遍海涯。祝君千万寿，为数亦如沙。歌曲结束后，随着伏原宣足的口令，全体再次鞠躬。炽仁亲王跪行到天皇的宝座前，告诉他仪式已经结束。随着一声锣响，宫女将帘子放下，天皇退下，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议定和参与来到小御所向天皇祝贺典礼圆满成功。参加仪式的其他人听到鼓声后各自散去，中午时分，加冕典礼结束。这时雨停了，天突然放晴，所有人都非常高兴，把这看成一种吉兆。官员放假一天，普通民众也停止了劳作，以示庆祝。为了进一步巩固天皇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天皇的生日被定为国家节日，即天长节。把天皇的生日定为节日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年，但这种做法早就中断了。此时复兴这一做法无疑也是希望恢复古老传统的又一例子。10月31日，政府宣布年号由庆应四年改为明治元年，而且从今以后一任天皇只用一个年号。“明治”二字出自中国古老的占卜书《易经》中的一段：“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新年号公布的前一天，天皇亲自来到内侍所，从学者提交的几个年号中抽取一个。天皇当时可能不知道，他同时抽了一个后世称呼自己的名字。以前的天皇，就像明治的父亲和祖父那样，都以住处或者死后的谥号作为名称。“明治”意为“开明的统治”，这个名字看来精确地描绘了他的统治。像明治父亲和祖父那样的名字，尽管吉祥，却不太适合他们的时代。加冕典礼一结束，摆在这位年轻君主面前的下一个任务就是访问东京。这次出行早在9月19日就已公布，当时的公告称天皇认为“海内一家东西同视”。因此，他给江户取了个新名字——“东京”，即东部的首都。出行的正式理由是，今春以来，东部百姓一直饱受战火煎熬，天皇很久以来就希望能慰问他们。这次出行在岩仓具视看来非常重要，他坚持要在加冕典礼的次日正式公布天皇的出行日期。10月12日，岩仓提交一份名单，对谁将陪同天皇访问东京、谁将在天皇出行期间留在京都处理政事和保卫都城都做了安排。一些人反对操之过急，认为朝彦亲王的阴谋和幕府舰队的逃脱都证明东部地区仍未彻底平定。然而，首次提出迁都东京的江藤新平（—）强调天皇必须立即访问东部。他说，东部人民长期习惯于接受幕府的恩惠，对天皇的仁慈和感化仍很陌生。随着幕府的垮台，这些人感觉好像失去了主人一样，不知道该求助于谁。假如天皇担心叛军的舰队而推迟东京之行，政府将会失去国内外的信誉，而错过这次抚慰东部人心的机会，可能会有难测之祸。江藤的口才加上岩仓的政治才干，使这个日子定在了最近。尽管如此，反对的声音仍未断绝，有些人担心北部尚未彻底平定，有些人考虑到自鸟羽、伏见之战以来政府的巨额开支，担心天皇和随从出行的花销会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京都民众也担心此次东京之行是迁都的前奏（众所周知，大久保利通赞成迁都东京）。东京民众则热切地盼望天皇到访，认为越快越好。幕府垮台，这座城市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性，人们担心它会逐渐被遗忘。这种担忧并不只限于东京居民。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在日记中写道：由于购买商人物品的大名都返回各自的家乡，人口自然减少了。江户衰落是一件让人惆怅的事，因为它是远东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尽管没有漂亮的公共建筑，但是她位于海边，外侧是大名游玩的花园，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大护城河围绕着城堡流淌，城堡上点缀着蛮石墙和松柏的美丽剪影，城市本身有无数的田园风景，这一切都给人以伟大的印象。萨道义伤感的笔触表明，他预见在将军和大名离开之后，这座城市将会失去它的伟大之处，甚至连其本身的动人之处也一并丧失。武士的居住区看上去非常荒凉，甚至一片死寂。东京复兴的唯一途径就是被选为日本的国都，而这正是大久保所希望的。10月28日，他从担任东征军大总督参谋的东京回到京都，此后便极力建议天皇立刻访问东京，宫廷议会最终将天皇启程的日期定在11月6日。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东北传来了好消息：11月1日，仙台藩向天皇军投降。天皇的乘舆按计划启程，前往东京。那天早上8点，天皇来到紫宸殿，从那里登上乘舆，随身携带着皇室三信物之一的八咫镜。岩仓具视、中山忠能和大名们带领三千三百名扈从跟随。水口藩的大名加藤明实担任八咫镜的护卫。皇太后和淑子内亲王在道喜门目送他们离去。住在京都的公卿和大名则在南门外的道路两侧送别天皇。沿途并未警跸，然而即使没有发出往常那样的警告，围观的路人也都神情虔敬，秩序井然。表达敬仰的拍手声一刻也没有停过。队伍向东走到栗田口，在天台宗的皇家寺庙青莲院做短暂的停留，天皇在这里用了午膳。随后天皇换乘轻便的板舆，这是皇室成员长途旅行时用的一种相对朴素的轿子。队伍穿过蹴上坂来到东山另一侧的山科。天皇在路上遥拜了天智天皇的陵墓。大约下午2点，队伍到达大津，天皇在驿站暂时安顿下来。八咫镜则安放在另一所房子里。这时权大纳言大原重德骑马追了上来。他强烈请求天皇返回京都。大原说11月2日丰受大神宫举行祭祀仪式时，神宫的鸟居自然跌落，神官认为这是天照大神发出的警告，因此立即派使者通知宫廷。从一开始就反对天皇到东部去的大原，希望通过这种方法阻止队伍前行。然而岩仓却不为所动。他答应将专门进行祈祷，并打发大原回京都。那天（而且确实在沿途的每一站都这么做了）天皇派官员到沿途所有神庙里举行祭拜仪式。此外，还向老人、孝子、贞妇、忠臣以及对公共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发放赏银。那些生病的、遭遇不测或是极度贫穷的人也都得到了赏银。这些善举全部加起来数目不小，幸运的是，京都和大阪的富商支付了此次出行的大部分花销。队伍沿着连接京都和东京的东海道稳步前进。消息不断地传来，11月8日，会津藩投降；11月9日，庄内藩投降；11月19日，长冈藩投降；11月22日，盛冈藩投降。现在只剩下虾夷的榎本武扬叛军在抵抗政府军了。年轻的天皇如何看待这次耗资巨大的初次出行？他似乎没有把自己的情绪用诗歌记录下来（诗歌不久便成为他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但偶尔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线索，让我们知道哪些东西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10月12日，天皇停下来，坐在板舆里观看农民收割稻子。岩仓具视向一个农民要了几穗稻谷，拿给天皇看，尾张藩的大名则作了下面这首短歌献给天皇：当我看到歉收的庄稼时不禁心生怜悯。陛下忠诚的子民该作何感受根据记载，天皇赏赐了这些农民糕点，以慰藉他们的辛劳。11月14日，天皇在静冈海边的潮见坂，第一见看到了太平洋。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天皇见到大海的记录。天皇静默不语，木户孝允则大声说，从今天开始，帝国的荣耀将光照四海。第二天，天皇渡过滨名湖，湖面很平静，据说天皇很高兴。这时岩仓作了一首短歌，他很谦虚，没有在自己的游记里提到这首诗：以海浪和大风著名的新居湖只是名字上凶猛而已天皇乘坐的船已经平稳地滑过了湖面一路上还有其他的有趣时刻。朝廷提前在以波涛汹涌著称的大井川上，搭建了一座木板桥，以便天皇通过。安倍川上有一座浮桥，对天皇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体验。然而他最难忘的还是11月20日看到了富士山。这可能是第一次有天皇见到这座蜚声日本文学作品的山峰。明治命令侍从们每人作一首有关富士山的和歌，必须在他到达东京之前完成。11月26日，天皇抵达东京。大总督炽仁亲王、三条实美和东京府的知事在品川迎接天皇。在一众身着正装、佩戴宝剑的亲王、公卿和大名的簇拥下，天皇进入东京。这个盛大的仪式是在岩仓具视的建议下举办的。他认为关东地区的民众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下，已经变得非常野蛮，要控制并软化他们的猛烈性情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们见识见识宫廷的服装和礼仪。天皇一行人在增上寺做了短暂停留，板舆换成了凤辇。队伍从和田仓门进入江户城，从此以后江户城改名为东京城，并被视为皇居。数以万计的民众带着敬畏的心情观看天皇入城，一想到今天见到了天子，他们就激动得泪流不止。战斗仍未结束。事实上，12月4日，政府军在虾夷遇挫，被榎本武扬的军队打败。不过大家普遍认为，叛军已经不再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12月15日，炽仁亲王将锦旗和节刀还给天皇，意味着东北部针对政府军的抵抗力量已经被消灭。12月17日，为了庆祝此次访问，天皇向东京市民发放了大量的清酒。他一共分发了两千九百九十桶酒。连同清酒一起发放的，还有五百五十只装酒的锡壶和一千七百捆墨鱼干。这些总共花费了一万四千三十八两银子。东京市民狂欢了两天。这件事成为最初的明治文学的题材。大沼枕山（—）作了一首四行诗：天子迁都布宠华，东京儿女美如花。须知鸭水输鸥渡，多少簪绅不顾家。“布宠华”指的是发放清酒这件事。在京都的公卿看来，“鸭水”（京都的鸭川）现在的吸引力远没有“鸥渡”（东京的隅田川）来的大，以致他们都忘了祖先的家园。事实上，当1月10日，天皇公布将于下个月初返回京都时，身为公卿领导人之一的三条实美却反对天皇离开东京。他说国家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部地区民众的态度。如果天皇这么快就回京都，他们肯定会心灰意冷。他说，东京的繁荣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繁荣，即使京都及其周围地区都陷落了，只要东京还在，国家就不会陷落。在东京期间，天皇与一些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人见了面。他见到了现在被称为亲子内亲王的和宫，也许会想起她的哥哥——已经去世的孝明天皇。天皇还和庆喜的弟弟，现在的水户藩大名德川昭武（—）见了面。昭武曾在法国学习一年，天皇询问他一些国外的情况。昭武的描述显然给明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经常把昭武召来，询问他一些西方的事情。1月，只有十五岁的昭武接到了前往虾夷的命令，作为水户藩的大名前去镇压函馆的叛军。毫无疑问，派遣昭武去并非因为他有军事才能，而是因为他的名字：政府军一方有德川家的人——前将军的弟弟——也许可以从精神上打击榎本武扬的支持者。明治在东京期间，开始就一些事情与住在横滨的外国外交官交涉：在政府与叛军的冲突中，停止他们的中立政策；摧毁函馆的叛军；如何处置信仰基督教的日本人；发行纸币。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以令人敬畏的巴夏礼爵士为首的外国代表，拒绝考虑任何似乎威胁到神圣的贸易权利的要求——不论是在函馆还是其他地方。1月2日，位于东京筑地的互市市场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入住。武士没有书面许可不得进入这个区域。禁止武士进入租界可能是为了消除外国人对带刀武士的恐惧，但这必然降低了武士的地位。不久，武士接到了保护外国船只的任务，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大沼枕山写了一首诗描绘他们的困境：小扬州是新岛原，关诃邦士护蛮船。劝郎莫带两条铁，劝郎须带十万钱。年冬，政府拆除筑地的大名宅邸，为外国人的居住区腾出地方，同时在附近又开放了一个以京都的岛原命名的街区。诗中的最后两句表明，对新岛原的妓女而言，金钱比顾客的阶层更为重要。对武士来说，这种羞辱不亚于保护外国人，因为几年前他们都是坚定的攘夷派。1月5日和6日，天皇接见了外国使节，表明他希望改善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按照西方的外交惯例，皇帝接见外国使者并为他们提供茶点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然而在日本却前所未有。如果我们想到孝明（他认为外国人出现在神圣的日本国土是对神明的可怕亵渎）才驾崩不到两年，就会更加惊讶。年轻的明治天皇不仅愿意满足外国人的要求，还对他们非常友善。1月11日，天皇第一次登上日本战舰，观看舰队演习。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经常催促他坐船从横滨出海，但外祖父中山忠能却表示反对，担心会遗失神剑和勾玉。天皇最终决定视察军舰，不过他出发时把神剑和勾玉留在了滨离宫，并派重兵把守。天皇登上富士舰的时候，一艘美国军舰鸣放了二十一响礼炮，富士舰随即作出回应。陪同天皇的宫廷官员（包括议定中山忠能和参议大久保利通）都被炮声吓了一跳，但是天皇却异常平静，表情甚至可以说非常愉快。天皇后来听到附近传来的爆炸声或者类似的噪声时，都表现出同样的镇定，这与他孩提时代一听到炮声便晕倒的传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皇的海上之行极为成功。晴朗的天气加上天皇的好心情（谁都看得出来），被认为是未来日本海军发展的好兆头。第二天，天皇颁布谕旨，称“海军之仪，乃当今之急务”，要更加“讲究精励”。1月15日，辅相岩仓具视和外国事务副总督东久世通禧拜访了横滨的英国使馆，希望说服外国人放弃在政府和幕府支持者之间的中立政策。政府之所以提出这个迫切的要求，主要是因为他们购买了美国制造的装甲舰“斯通威尔·杰克逊”号（StonewallJackson）。这艘船由幕府订购，然而还没交货，内战就开始了。外国采取了中立政策，不愿把船交给任何一方。政府已经数次要求外国人放弃中立政策，但都被拒绝，“斯通威尔·杰克逊”号依旧停泊在横滨湾。岩仓、东久世说，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没有理由继续保持中立。根据萨道义的描述，巴夏礼爵士这时回答说，他的同事“愿意宣布战争结束，但却不愿放弃‘斯通威尔·杰克逊’号。为了保证扣留船只的合法性，他们不会撤回中立公告”。岩仓再次重复之前的说法，称天皇政府根本没有想过购买“斯通威尔·杰克逊”号用来攻击榎本武扬，他们反而是决定对他宽大处理。巴夏礼竭力劝说其他外国公使。多亏他从中斡旋，他们才最终同意放弃中立政策。我们很难理解岩仓说“天皇政府”根本不打算用“斯通威尔·杰克逊”号去攻击榎本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中立政策刚刚取消，政府就将这艘船派往函馆，它在那里英勇地投入了海上的战斗。不过岩仓这时许诺的对叛军的宽大政策并不假。年6月27日榎本投降后，被关了三年，随后在年获得特赦并被任命为北海道开发局的官员。其他的叛军首领也同样得到宽待。东北的战事结束后，天皇发布声明称，自己不想成为叛军的唯一仲裁官，为了确保绝对公平，将由舆论来决定应该对他们施加什么刑罚。会津藩的大名松平容保本应以叛变罪处以死刑，但最终被减刑。实际上不仅松平，其他所有大名的案子也都用了这个建议。没有一个与政府对抗的大名被处死。松平被流放到四国地区的鸟取，但是不久就被免除处分。其他大名都被剥夺了藩国，但是很多人不久就有了新的封地。只有木户孝允一人坚持认为应该实施死刑，他说尽管自己并不讨厌叛乱分子，但痛恨他们犯下的罪行，而且也无法忘记许多忠诚的士兵死于他们之手。木户认为不应该为了宽大而扭曲法律，但他的话并不能动摇政府中的其他人，宽大处理是当时的政策。1月20日，天皇启程返回京都，承诺春天会再来江户。天皇的随从人员一共有两千一百五十三人，比来时减少了很多，说明敌对分子的威胁变小了。一路上天皇又看到了富士山并欣赏了三保的松原。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在他离开京都的不到三个月时间里，东北已经彻底平定；尽管函馆还有叛军在抵抗，但是就连许多外国公使也都认为他们已经打赢了。长期作为幕府根据地的江户城，现在是他的。此外，天皇的御辇前所未有地经过东海道，无疑增加了他在远离京都的民众心目中的威望。2月5日，天皇的御辇回到京都，刚好赶上8日举行的纪念孝明天皇逝世的仪式。三天之后，明治的新娘一条美子进宫，为这个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画上了完美的句号。第十九章刚、毅、木、讷，近仁年是在一种特别欢乐的气氛中开始，这种情况近几年来从未有过。按照古老的习俗，京都的皇宫在新年这一天举行了传统的庆祝仪式。在东京的公卿、大名和住在城里的其他官员则欢聚在东京城，互相祝贺新年。英国和美国的公使也发来了新年的贺信。这个月4号，辅相、议定、参议等高级官员被召到宫廷听天皇发布诏书，诏书由辅相岩仓具视宣读。天皇表示担心自己德行不够，可能危及祖先传下来的万世一系的皇统。长年累月的战事导致民众受涂炭之苦，但幸运的是今日因百官将士的努力，已经使臣民生活安定。天皇表示，自己决心延续祖先的功绩，要求臣民毫不犹豫地更正自己的错误。天皇的诏书措辞大体遵循传统，应该不是他参与拟定的诏书内容，但他显然希望参与未来政府的所有决策。天皇不仅将参加内阁会议，还将参加政府各部门的无数会议，几乎持续到他去世为止。天皇通常在会上不会发言，然而他的到场却大大增加了会议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没过多久，新年的喜庆气氛就被粗暴地打断了。2月15日下午2点左右，参议横井小楠乘坐轿子从宫廷回家，经过寺町路时，突然有几个人朝轿子开枪。横井推开门，从轿子里出来，想用短刀自卫，然而他正值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根本无力反抗，当场就被刺杀。尽管横井的家臣和仆人奋力追赶，杀手还是跑了。暗杀的消息传到皇宫，天皇极为震惊，立即派一名宫廷侍者到横井家去了解情况。天皇向袭击中受伤的家臣和仆人赠银四百两，作为他们的医药费。第二天天皇指示熊本藩的大名细川韶邦务必以适当的规格安葬横井，他自己则捐了三百两银子作为料理丧事的费用。这些迅速而热心的举动令人难忘，因为只需对比一下近几年其他人（甚至是比横井更亲近的人）遭到暗杀时他的冷淡态度就知道了。天皇这次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关心，可能是因为他还年轻。后来，随着君主观念的增强，天皇逐渐意识到自己该怎么做，这类自发的行为便往往被一种极少表露自己情感的公平无私的态度所代替。经过大范围的搜索，加上封锁进出京都的所有入口，刺杀横井小楠的凶手最终在高野山被抓获。凶手称刺杀横井是因为横井是个卑鄙的叛国贼，和那些计划在日本推广基督教的外国人互相勾结。凶手被关押在福冈藩大名位于京都的住宅里，不久他们就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福冈藩的大名要求对他们宽大处理，许多人为他们请求特赦，连政府的公诉人都在搜索横井可能犯下不轨行为的证据，希望能为杀手辩护。这类同情心表明，新政权开明的外表下依然隐藏着过去的排外情绪，杀死任何对外国人有好感的人都会得到原谅。直到年11月，四名凶手才被处死。当然，横井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日本人都信仰基督教。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儒士（他是明治的保守派老师元田永孚的老师），而且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横井早年是个热心的攘夷派，但是后来转向实学。这使他转而支持外国学识的输入，包括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理念。基督教并不是他思想的基础，但是正如这个时期的一名西方权威所说的，“基督教对横井来说是实用或者说是理性的道德体系……与那些出生时间比他晚得多的日本作家相比，横井更加敏锐地看到西方的科技和经济力量与基督教之间的密切联系，他将其理解为现代性和一种合适的道德体系之间的关系”。凶手称他们担心原始而纯洁的日本传统信仰遭到外国势力的玷污，拒绝承认横井的学识对新日本的价值。横井走在时代的前头。乔治·桑塞姆（GeorgeSansom）爵士在研究了横井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后认为，最后“他甚至形成了世界和平以及兄弟情谊的思想，并提出‘一个世界’的学说”。传统的儒家教育很可能使人怀有兄弟友爱的思想，但这并非德川时代末期日本最典型的儒家思想。杀害横井的凶手们年轻时是武士，接受了儒家的思想教育，他们认为，这样的暴行是儒家思想允许的：根据儒家的经典，宽容和不宽容都有道理。年轻的天皇学习的内容，代表了当时人们认可的儒家正统思想，包括中国思想的典籍以及日本历史的有关著作。天皇每个月要上六堂《论语》课和六堂《日本书纪》课。稍后他的课程表便扩展到日本典籍北畠亲房所著的《神皇正统记》和儒家四书的其他典籍。然而明治的顾问们仍没有打算让他了解世界地理或历史知识，更不要说科学了。这个时期明治的老师对现代做的一个让步，便是允许他一个月骑六次马。两年前明治第一次骑马时就对这项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接下来那年他观看了很多次马术表演。木户孝允是天皇仅有的几个朋友之一，他在日记中描绘了天皇如何卷起御座前的竹帘，命令他去参加“马术大阅兵”的。木户的表现非常出色，天皇在他的食物和点心盘上放了一枝花，还赐他很多清酒，木户都喝醉了。不久，天皇就迷上了骑马。这使廷臣们非常苦恼，他们认为天皇应该把时间更多地花在读书，而不是骑马上。年轻天皇的这些行为与父亲静止不动的生活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孝明不仅从未骑过马，而且实际上从未离开御所一步。这些行为也许可以解释明治为何与武士阶层——保留了最多日本武士传统的一群人——关系亲密。年2月25日，天皇参加马术表演，身穿白上衣和紫红色的裤子骑在马上。其他的骑手不仅包括大名（他们的教育自然主要都放在武术和运动上），还包括像三条实美和明治的外祖父中山忠能这类公卿。人们鼓励天皇骑马本来是为了使他摆脱长期由女人抚养而形成的柔弱气质，但现在周围的人都被他骑马的热情所感染。那些骑术不错的人都受到天皇的尊敬。天皇的教育是大臣们极为关心的问题。木户的日记一再披露自己对此格外担心，特别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岩仓具视也意识到，必须让年轻天皇的身边都是真正能够辅佐他的顾问。年3月5日，岩仓写信给三条实美，强调培养“君德”（即君王道德）的重要性。“今大政维新之初，天皇年若少经验，故辅导之任一日不可或缺。”岩仓建议从公卿、大名和资深武士中挑选一些笃实谨严、器识高远、通晓和汉洋学的人。他强调天皇聪敏而有明德，掌握了为帝之道，即是政府所需之君。一开始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年，天皇的课程表增加了一些与现代有关的资料。授课计划每十天制定一次。十天里有四天天皇上的课是《西国立志编》，这是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Samiles）几个月前刚出版的著作《自助论》（SelfHelp）的日文译本。这位年轻人——一直以来，他的书本知识都主要局限于儒家经典以及描写日本天皇神圣血统的书——读到像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人靠自身的天赋和努力最终克服了贫穷和阶级障碍时，可能会感到吃惊。天皇每天还要学习德语，但是不久就因为公事的压力过大而无法继续。尽管引进了新知识，旧式文化依旧盛行于宫廷。2月21日，宫廷举办了天皇统治期间的第一场音乐会，天皇和皇后都参加了。所有的表演者都是宫廷成员：笙由包括前左大臣在内的八名公卿演奏、筚篥由六名公卿演奏、笛子由包括天皇的外祖父中山忠能在内的另外六名公卿演奏、琵琶由三名公卿演奏、筝由另外五名公卿演奏。宫廷非常重视能在雅乐表演中演奏一种乐器，就像在平安时期一样。明治似乎并没有学习任何乐器，但是他很小就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创作短歌，而且终身保持着这种爱好。2月19日，明治参加了自己统治期内的第一场诗会——歌御会。天皇就“春风海上来”的诗题创作诗歌如下：千万年来不变的春之讯拂过海岸的春风多么柔和同一诗题皇后创作的诗歌如下：岸边的浪花裹在雾中，跃出海面又四面散开风势减弱告诉我们春天已经来了这些诗歌没有什么个性。天皇和皇后与千百年来无数的宫廷诗人完全一样，表达了春天到来时的喜悦心情。他们没有使用令人意外的语言和意象。创作这些韵律准确的诗只是他们熟悉宫廷文化的表现。宫廷习俗的另一方面可以从3月20日的一份简短的布告中看出来，布告称权大纳言桥本实丽的女儿夏子被册封为典侍。第二天，天皇接见了夏子并赐给她一杯清酒，随后还赐给她绫罗绸缎作为礼物。这个女孩年纪太小，只有十二岁，还不能成为天皇的妃子，但是四年半之后，年11月12日，她给天皇生了一个女儿，并在同一天死去。天皇和皇后的婚姻非常幸福，但他们似乎很早就意识到皇后无法生育。即使天皇不愿和其他的女人同床共枕，他也有责任生一个王位继承人。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便与精心挑选的贵族女子共度良宵，希望其中至少有一人能够怀孕。这些女子的年龄大多为十几岁（桥本夏子死时只有十六岁），出身无可挑剔，但却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实际上，她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为皇室生育孩子。这些女人为了争宠而钩心斗角。然而，即便有人幸运地怀上了天皇的孩子，她也不太可能享受做母亲的喜悦，因为孩子会从她的身边抱走，并被视为皇后的亲生孩子。不过，我们从明治的母亲中山庆子的例子可以看出，尽管那可能意味着孤独的一生，但皇室孩子的母亲依然获得了很高的封号和其他优厚的待遇。即便孩子死了，她的生活依然相当优渥。明治有十五名子女，分别由五位不同的典侍所生。从流传下来的照片看，这些默默无闻的宫廷女子梳着僵硬的发型，穿着正式的宫廷长袍，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很难说天皇是否特别喜欢某位女子，不过有两个女人（圆祥子和小仓文子）服侍他的时间要比其他人长得多。圆为明治生了八个孩子，其中四个活了下来。在欧洲，国王的私生子没有继承王位的权利，但是根据日本的特殊传统，皇后生的孩子和那些通过“借用”另一个女人的子宫而来到这个世上的孩子并没有什么区别。关于明治的性生活，一直流传着各种谣言，直到今天依然有人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他的非嫡系后代。这些话通常都没有什么证据。据说天皇经常被漂亮的艺妓所吸引，并要求她们陪睡。这种事可能确实发生过，但是那些认识年轻天皇的人没有一个证实过。明治一直都有六名年轻的妃嫔，她们都是贵族女子。那些他不喜欢的人很容易就被换掉。天皇没必要到别的地方去找女人。很容易想象，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顶着生子的压力，可能迟早会耽于肉欲而耽误功课。木户在日记里，尤其是从年开始，经常提到天皇的教育停滞不前，暗示天皇的心思都在其他事情上。那年，天皇的老师要求木户敦促天皇用功学习，以便配得上他的皇室血统。也许这是在间接地建议明治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女人身上。这段时间他们拟了一份详尽的课程表，包括中国经典和经典的日本历史著作以及欧洲历史和德语，然而天皇的学习进度却非常缓慢。木户在见过教日本历史的福羽美静和教德国法律的加藤弘之（—）之后，在日记中说，大家对天皇的学业颇为担心，因此要求他充分利用与皇室的关系，为天皇制定更好的学习计划，并协助天皇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书本上。木户提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众人同意。因此，他决定直接向陛下汇报调查结果。天皇对木户一直很亲切，木户显然受到了鼓励，他建议天皇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实现“天职”。一年后，木户毫不委婉地对天皇说，“陛下如不尽天职、戒游玩，则臣等杞忧不堪。”天皇的酗酒是大家担心的主要问题。木户记载有一次在中山忠能家看完狂言演出之后，在场的一些人担心天皇在随后的狂饮中可能“喝过头了”。许多服侍过天皇的人，包括侍从高岛鞆之助（—）都证明天皇的酒量过人。高岛回忆说，天皇无论头天晚上喝得多醉，第二天早上从未表现出丝毫宿醉的样子。天皇不仅体格健壮，而且似乎比普通人睡得少。他一旦醒来（不管是否只睡了四五个小时），就会马上到办公室准备工作。高岛钦佩地说：陛下特别勤奋。每天都起得很早，然后就到办公室去，一直工作到下午五六点才回内宫休息。有时他甚至到那时都不肯离开，而是命令说：“今晚大家在我的办公室里聚一聚。”他会滔滔不绝说上几个小时，直到深夜。后来，到了陛下睡觉的时间，人们立刻从后宫为他取来被褥。在走廊上值夜对我们这些侍从来说是家常便饭。皇后非常担心天皇喝酒过度。人们对她下面这首诗的解释是这样的：我希望你在花之春或者红叶之秋喝清酒时能保持节制皇后提到“花之春”和“红叶之秋”，似乎是因为这两个季节（现在也依然如此）是大喝清酒的时节。明治年轻时喜欢喝清酒，后来却改喝法国葡萄酒和香槟。他的酒量惊人，但并非时时能自制。从年起便担任侍从的日野西资博回忆说，明治一次能喝掉两瓶香槟。他喝得醉醺醺的，路都走不稳，因此侍从们总是竭力限制他喝酒。只要桌上还有酒，他就不会离开餐桌。通常晚上11点前明治会回内宫休息，但是一些传闻说他有时会喝到深夜。不过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承认，明治每天很早就到办公室处理公务。尽管有时会忽略学业，令木户等顾问感到失望，但是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从未忽略国事。明治对天皇身份的深刻认识给外国评论员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纷纷称赞，并拿他和欧洲在位的君主相比。查尔斯·莱曼（CharlesLanman）于年写的一段话，便是对他的典型赞美：跟许多欧洲王子和王公不一样，明治并不耽于享受，而是以提高自己的修养为乐；为了获取知识，他不辞辛劳也不怕麻烦。他还很年轻，但是却经常出席枢密院的会议……明治经常参观行政部门，并出席大家希望见到他的各种公开场合。他一方面继续学习文学和科学，一方面定下最严格的规定，每天花几个小时做专门研究，并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定。据说明治个性聪明、果断、进取而有抱负。登基伊始，他便谨慎地选择臣下，使自己身边都是全国最优秀的政治家。毫无疑问，这些人对他的成长功劳不小。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本世纪日本的皇冠戴在了一个最配此最高荣誉的人的头上。莱曼接着赞扬明治“热切地希望，几乎毫无偏见地从其他国家吸取一切他认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东西”，并说他与彼得大帝惊人地相似。也许木户认为这些赞美之词有些过分，然而任何人只要熟悉欧洲皇室的缺点，可能都会赞扬明治的敬业精神。日本人发现了明治性格中的其他优点。他的简朴和不喜排场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一名侍从回忆说，明治的毛笔用到头都秃了，墨也磨得只剩最后一点（他自己磨墨）。他长年穿着同一件饰有盘扣的旧式制服，而其他人早就换成款式更加时尚的衣服。这件制服补过很多次。明治的鞋子穿旧了松了后，侍从给他买来新鞋，但他下令把旧鞋修一修。天皇知道修补衣服和鞋子有时比更换新的费用更高，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如果东西修补后能用，那就补一补。”许多回忆录作者都提到过皇宫脏兮兮的帘子和发黑的窗户纸，这些都是明治坚持节俭（以及用蜡烛而不用电）的结果。尽管没有一位老师认为明治有学者风度，然而高辻修长（—）回忆说，明治听课时全神贯注，任何不懂的地方，总是要问到懂为止。加藤弘之每周为天皇讲授一节宪法和国际法的课，可惜的是，天皇必须优先处理繁忙的公务，因此他的课总是落后于木户定下的进度表。于是，安排每天为天皇增加一个课时，夏天的每天早上7点，冬天的每天早上8点半，陛下会到办公室来。陛下的勤奋确实很鼓舞人心。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在办公室等候老师的到来。加藤摘录并翻译了一些西方的宪法书籍，大概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市、镇和乡村自治的制度，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欧洲宪法史等。一开始，加藤用自己翻译的德国作家，特别是约翰·布伦奇特（JohannBluntschli）的文章作为教材，但他担心天皇一味依赖译文，可能无法获得真正的理解。因此加藤决定改为让天皇读原版的德文，但是不久就发现，天皇明显没有时间（也许是没有天赋）学习外语。不过，加藤依然认为，天皇是一名用功的学生：先帝的天性极为认真且锲而不舍。他似乎不愿半途而废，在完全理解基本原理之前，不会停下来。假如，有一天我讲了一件他不明白的事，第二天他就会问，直到完全明白为止。陛下的学习进度很慢，然而一旦掌握了某样东西，就永远不会忘，而且总是能充分地利用它。陛下的这个本领一直使我惊叹不已。作为一名教育家，这么多年来我接触过很多学生，但却从未遇见过像陛下这样无需参加考试，纯粹为了智力训练而用功学习的人。许多认识天皇的人都提到他惊人的记忆力。海军中将有地品之允（—）回忆道：没有什么宫廷仪式、典礼或任何其他历史事件是陛下不熟悉的。他从未忘记自己接见过的任何一人的名字，不管这人的身份多么卑微。他参加陆军和海军学校以及大学的毕业典礼，且从未忘记那些受到表彰的优秀学生的名字，或者是在他面前演讲过的学生的名字……他请人共进晚餐时，会描述上一次见到那人时的情景，以及他们当时讨论过的所有事情，一切都栩栩如生，仿佛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一样。这段话是有地回忆刚刚去世的天皇，因此或许存在夸张的成分。不过，即便考虑到这一点，明治的记性之强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明显不是一名知识分子，不过这些认识他的人的评价让人想起《论语》里的一句话：“刚、毅、木、讷，近仁。”明治“刚毅”的个性突出地表现在他积极参加军事演习上。他甚至骑马挥剑，统率士兵。第一次演习时，天刮着大风，下着大雨，然而天皇完全不为所动，使全军受到极大的鼓舞。冷静是他治世的一贯作风。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和悲惨，他从未抱怨或者自艾自怜过。治世的这一段时间，他还是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因此别无选择，只能依靠身边那些杰出人才。尽管这些人对他毕恭毕敬，而且无疑尊他为君主，可是他们的政治和战略、文学和哲学也可能使他望而生畏。天皇对学习明显缺乏热情（这点木户抱怨过），也许正是由于感到自己永远无法达到他们那样的成就。到目前为止，明治极少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内在气质。假如他年纪轻轻就死去，或者像父亲一样没有活过三十六岁，人们可能只会模糊地记得他是维新时期的一名君主。但是，长寿加上兢兢业业，最终使这名年轻人成为长长的天皇名单中最著名的一位。第二十章英国公爵来访第二次东京之行，至少对明治而言，是年最重要的事情。前一次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当京都的民众得知天皇向东京的居民赏赐了清酒等礼物后，感觉受到了轻视。回到京都后的天皇，在新年也向京都的民众赏赐了同样数量的清酒，也许天皇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安抚他们，让他们不必担心旧都很快就会被东部的新都所代替。尽管有这些举措，但人们对都城即将迁往东京的忧虑还是与日俱增。3月5日，岩仓具视针对这种担忧，特别起草了一份声明。岩仓描绘了京都和大阪的许多市民是如何为迁都的传闻所困扰。江户去年确实改名为“东京”，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天皇打算“改变玉座的位置”。相反，天皇这么做是基于“四海为家”的宝贵思想，希望对东部和西部一视同仁。京都自桓武天皇以来就被定为国都，已经有超过一千年的历史，而且历代天皇的山陵都在这里。即使再过一千年也不会迁都，因此京都完全不存在被抛弃的危险。天皇希望将帝国统治之光传播得更远，甚至传到虾夷和更远的千岛群岛，因此他觉得有必要第二次到东部去，以便将新政府的恩泽撒播到那些仍未受他的仁慈感化的地方。岩仓承认宫廷有人建议迁都，但他本人是彻底反对的。如果天皇根据自己的判断下令迁都，那么岩仓也没有办法，不过作为一名臣子，他是不会赞同这个决定的。不管是否是作为迁都的前兆，天皇第二次东部之行的计划渐渐成型。3月20日，宫廷宣布为了方便参拜伊势神社，天皇的乘舆在去江户时将会半路绕道。这个决定改变了旅行的性质。也就是说，这次旅行不仅，政治上将帝国的影响扩大到遥远的疆土，还从宗教上展现天皇和神道教的亲密关系，未来几年神道教将得到重视。十天后，另一份公告宣布了天皇启程的日子（4月18日），并命令沿途的接待一切从简。过分热情的官员不得骚扰沿途正在做生意的人们或者干扰农事。这种对质朴的强调也许是为了与传统上大名出行的排场形成对比，对农业的强调则暗示了明治此行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接触正在劳作的子民。4月2日，天皇向叛乱仍然持续的北部人民颁布特别谕旨。他说：“四海之内莫非王土，苟生于本邦，朕视之皆如赤子，一民不得其所，朕心深恼。”这些话都是儒家用语，然而又与过去天皇可能说的话迥然不同。很难想象孝明天皇会因为“一民不得其所”而感到不安。这位年轻的天皇不仅亲近自己的子民——每一个日本人，不管地位高低，或者住在国土的哪个地方——而且还担心他们的幸福，不愿做任何可能干扰他们日常生活的事。开放天皇的私家花园，是拉近天皇和国民之间距离的另一种方式。4月5日，东京城内的吹上御苑前所未有地开放三天，市民们欣喜若狂，蜂拥而至，以致八人被挤压而死，多人受伤。天皇捐了三百两金子作为遇难者的抚恤金。明治按照计划启程，包括三条实美和他的外祖父中山忠能在内的一些高级公卿陪同。随从中还有一批不必要的“亲兵”——一群自愿保护天皇在京都个人安全的士兵。一个名为约翰·布莱克（JohnBlack，—）的英国人这么描述这些“亲兵”：他们认为自己尤其充满了“古代日本之魂”。他们的信条是“效忠于天皇，置夷人于死地”。这些人纷纷来到天皇面前，恳求他不要离开这座神圣之城，也不要与夷人接触以免玷污了自己。看到陛下对他们的请求置若罔闻后，他们说现在别无选择，只好跟随陛下，一路保护他的安全。他们大约有两千人，个个身强体壮，随时准备拔出锋利的刺刀，故而为所欲为。就这样，他们向首都进发了。和上次一样，天皇一开始沿着东海道走，但是在关市停留一段时间之后，队伍沿着参拜伊势的道路来到了松坂，当晚天皇就在那里休息。第二天队伍来到伊势神宫的外宫，天皇在那里过夜。第三天早上，天皇身穿只有正式场合才穿的黄色的袍子，走下乘舆，来到神社，认真进行祭拜。午饭后天皇再次出发，这一次是到更加重要的内宫祭拜。文武官员全都身着正式服装，跟在他后面。短暂休息之后，天皇沐浴更衣。下午2点天皇在神社举行了祭拜仪式。这是历史上首次有天皇来神道教最重要的神社祭拜，因此天皇命令神祇官设计一份新的祭拜仪式。神官将明治比作古代的神武天皇和景行天皇，对他的智慧和美德极尽溢美之词。在明治准备离开时，津藩的继承人藤堂高洁参见天皇并送给他一个望远镜和一些糕点。这个望远镜就像天皇加冕典礼上那个占据重要位置的地球仪一样，目的似乎是为了扩大年轻天皇的视野。天皇第一次来到可以说是日本人心灵故乡的伊势地区。祭拜完伊势神宫之后，天皇又去了热田神宫。队伍在冈崎折回东海道，继续朝东京前进。旅途期间并未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但北方不断传来的战报还是让大家担心不已。榎本武扬的三艘军舰袭击了停泊在宫古湾的政府军舰，福山城也落入叛军手中。大家担心叛军可能会袭击本州地区。从这时一直到6月16日榎本武扬投降、五棱郭的大门向天皇军开放，打击叛军的军事行动进展缓慢，成为压在大家心头的一块大石。政府军礼貌地劝榎本投降，有时甚至许以礼物。榎本的一些手下不堪长期的战斗和物资的匮乏，几百人几百人地投降，但榎本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一直坚持到最后。明治在东京一住下，就马上恢复了熟悉的日常生活：学习中国和日本典籍以及骑马。他的生活非常平静，没有迹象表明他参与了这个时期的政府决策，但是政府却以他的名义发布了许多公告。例如，5月14日的一份公告中，天皇下令设立史官以重新编写日本历史。公告说，修史乃万世不朽之大典。举祖宗之盛举，《三代实录》以后断绝，岂非缺典哉。今镰仓以降武门专权之弊已除，政务振新，故开史局，继祖宗之芳躅，施文教与天下。任（三条实美）总编之职，以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裔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政府面临许多问题。打击北部叛军的行动进展缓慢且耗资巨大，政府为偿付战争费用而发行的纸币并不为民众所接受。一开始，为平衡所谓的纸币与金银之间的差额，政府将兑换比率定在一百二十元纸币换一百元铸币，结果造成许多投机分子囤积纸币。政府随即宣布纸币和铸币等值，但却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简直就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law）的一个完美例子]。明治政府采取的措施和应对政策正是其不成熟和国内危机仍在持续的表现。惩罚罪犯的政策同样在极端严厉和相对宽容之间摇摆不定。5月26日，军队颁布了针对拉帮结派的处罚规定，派系首脑将被处死，其他人将被拘禁；士兵若携带武器军服脱逃，将处以死刑，若在逃跑前便上缴武器和军服，初犯处以五十天监禁，再犯则处以流放；那些无端向人要钱或者强制兜售的人将按情节轻重，处以死刑或流放。后来军队又颁布法令，对在东北地区的战事中对抗政府军的叛军首领处以斩首，那些已死的人将会被模拟处决，诛灭亲族。这些严厉的措施与对榎本武扬将宽大处理的承诺完全不一样。6月2日，公议所会议投票决定废除基督徒的死刑，将惩罚改为鞭刑。但是旧政权的精神并未消亡：6月7日，会议投票决定不禁止切腹自杀，几周后会议又全体通过不禁止佩戴刀的决议。不过，禁止在8月进行各种形式的酷刑，包括曝尸、当众游街和砍头。减轻对基督徒的处罚也许是一种做给一直反对禁止基督教的外国列强看的姿态。阿伊努人也得到了外国人的同情。政府觉察到北部的地方官员偶尔会虐待阿伊努人，因此有些阿伊努人对仁慈的外国人颇有好感，渐渐变得更喜欢他们。政府担心外国人会以解救阿伊努人的苦难为名，煽动他们起来造反。为了杜绝此事发生，他们鼓励日本人移民北海道。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为仍然持续。英国公使对这些事件感到愤怒，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缉拿罪犯。5月14日，德大寺实则和蜂须贺茂韶登门向英国公使道歉，然而公使却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因此，辅相三条实美、议定正亲町三条实爱和参议大隈重信登门向英国公使做进一步解释。第二天政府颁布法令，严禁任何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为。但是群众的排外情绪依然高涨，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也在继续，令外国使节大为光火。他们随时准备制造事端，使那些忙于处理内政事务的日本领导人恐慌不已。除了经常出现骑马相关的记载以外，这个时期有关天皇活动的记录很少。他还在继续学习中国典籍，正跟着老师读《诗经》和《孟子》。天皇有时会检阅军队，观看炮弹射击。当榎本投降，期待已久的胜利终于来临时，天皇接见了海军和陆军的高级将领。我们不清楚明治是否知道所有的进展，但他确实参与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各大名将自己控制的土地和臣民还给天皇，即“版籍奉还”。7月25日，天皇颁布法令，同意各藩国奉还版籍的请求。那些没有提出申请的藩国也必须将版籍奉还。早在这年正月，萨长在内的四个主要藩国宣布愿意奉还版籍，其他藩国纷纷仿效。最终，二百七十四名大名将自己的土地和人口还给中央政府，而作为补偿，政府任命他们为各自藩国的行政长官。政府还废除“公家”（贵族）和“大名”的头衔，代之以“华族”的称号。日本向行政统一迈出了一大步。8月15日，政府进一步重组，成立了更多的部门。三条实美被任命为右大臣，岩仓具视和德大寺实则（—）被任命为大纳言。天皇的外祖父中山忠能被任命为神祇官最高职位的神祇伯。王政复古的其他重要人物也都在新政府中出任要职。与此同时，天皇又有一个重要活动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年的夏初，英国公使巴夏礼爵士接到消息，维多利亚女王的二儿子爱丁堡公爵计划指挥“加拉蒂亚”号（Galatea）军舰访问日本。去年，公爵乘坐这艘军舰开始环游世界。他在大多数地方都受到欢迎，但在澳大利亚却受到一名爱尔兰爱国者袭击，差点死掉。假如不是首位访问日本的欧洲王室成员，爱丁堡公爵在日本的短暂访问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回忆。公爵即将来访的消息传到宫廷，当时的一份记录这样写道：“进步派”希望天皇下定决心，尽可能地遵照外国君主在此类场合的惯例；然而强大的“反对派”激烈地反对天皇自降身份。他们认为，这是在承认外国王子与作为神之后裔的日本皇室处于同等地位。几个月后，英国公使才收到宫廷的回信。信中说，天皇得知英国王子即将来访的消息后“甚喜”，还说，“如果王子殿下同意下榻于陛下的海边宫殿滨御殿，陛下将会非常开心。”约翰·布莱克的《年轻的日本》（YoungJapan）一书非常详尽地描述了此次访问的背景，他认为尤为重要的是，皇宫举行正式的接待仪式后，“在帝国的一处花园房子里，在英国公使和一名英国使馆翻译的陪同下，陛下与王子会面并进行了平等的交谈。”对英国公使巴夏礼来说，接待英国王子的方式显得极为重要，他坚持“天皇应该像对待和自己一样具有皇室血统的王室后代一样平等地对待王子”。他还说“假如我在最后一刻看到他们（日本人）的安排有任何贬低之处，我将会婉谢他们的接待。”中国政府已经拒绝给爱丁堡公爵“合适的接待”，因此他是悄悄地访问中国。岩仓具视告诉巴夏礼：王子的接待问题使政府大费思量。这个问题首次提出时，大家对应该遵循的规矩意见不一。然而，大部分的聪明人还是看到，尽管必须牺牲一些古老的观念和习惯，但这是一个向外国示好，表示愿意与其发展更亲密关系的机会。因此，为了以一种英国能够接受的方式接待王子殿下，天皇将不得不采用一种全新的礼节。明治天皇史无前例地在东京城接待了公爵一行。布莱克说，“从那以后其他的王子和显贵受到了更友好的接待，但那是在宫廷和整个国家已经习惯了这些新观念，不再讨论这些问题之后。”接见于9月4日举行。每个步骤都经过精心安排，一开始是去祭拜汉神，祈祷公爵平安到达。公爵踏上横滨的那一刻鸣放了二十一响礼炮。他离开横滨时从横滨去东京的沿途所有道路都修整一新并打扫得干干净净，政府也事先祈祷路神保佑他一路平安。公爵东京途中的安保措施比拟天皇的出行。根据米特福德的描述，“临街房屋楼上的百叶窗全部用纸封起来，这样偷窥狂就看不到这位尊贵的人士”。旅途的终点也举行了祭拜仪式：“王子殿下预计抵达江户的那天，将在品川举行驱除恶魔的宗教仪式。王子殿下到达时，一名亲王将会拜访他，向他问候健康。”在欢迎爱丁堡公爵的九条安排中，第八条是“当王子殿下即将进入城门时，举行‘币’的仪式。”米特福德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币’是一种驱邪仪式，使用的道具是一根拍子似的东西，上面缀有麻做的流苏。”没有一名英国人反对这个仪式，但是美国代理公使波特曼（A.L.C.Portman）向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爱丁堡公爵的净化仪式》（ThePurificationoftheDukeofEdinburgh）的报告。根据福泽谕吉的自传，这份报告是这么写的：日本是一个狭小而偏僻的国家，非常自傲，也非常自大。因此，居民习惯地认为外国人属于和动物一样的低等生物。事实上，当英国王子到来并准备会见天皇时，他们在城门口为王子举行了一个净化仪式……这是这里的一种古老仪式，日本人在爱丁堡公爵身上用这个仪式，那是因为，在他们眼里，一切外国人，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普通平民，都跟动物一样污秽。也许波特曼是想说些有趣的事情来吸引总统的注意，但他可能距离真相不远。年2月，宫廷讨论了天皇接待外国公使的规格问题，最后决定可以允许外国人进入皇宫，但是为保证圣地的纯洁，要在皇宫四个方向的大门举行驱邪仪式。爱丁堡公爵进入皇宫前举行的那个仪式有着同样的目的：举行“币”仪式不是为了保护公爵免受恶魔的纠缠，而是为了避免皇宫受到外国人的污染。当一名美国使馆翻译把这些告诉他时，福泽并没有笑。他写道：“这实际上是令人羞愧的事情，我听完之后并没有笑，反而想哭。”似乎没有一名英国人因为仪式的含义而感到不满，公爵与天皇的会面也进行得非常顺利。公爵进入皇宫，一下马车，就有一群高级官员迎上来，簇拥着他来到接待室。过了一会，公爵被引至会客厅，天皇正站在高台等他。天皇说了几句欢迎词，公爵礼貌地作答，随后天皇邀请公爵到花园里做更私密的交谈。米特福德回忆说，各位亲王和宫廷高官纷纷走上来向公爵致意，这么过了一会，公爵被引向城堡花园一处精致的小茶屋——红叶茶屋，那里摆着茶和各色精美的茶点。不久他便被请到泷见茶屋，天皇正在那里等他。只有我、巴夏礼爵士和海军上将陪着公爵。巴夏礼一直都在担心公爵与天皇的见面。他写道：“我想年轻的天皇真是可怜，他太害羞了，大臣们担心王子会认为他枯燥无味。王子殿下自己也很害羞。”根据记录，明治与英国王子的交谈虽无亮点，却也中规中矩。天皇说自己为能接待一位来自遥远国家的王子而感到极为荣幸，并恳求王子待久一点，以补偿旅途的劳顿。王子表示感谢天皇的亲切招待，相信女王陛下知道了肯定会很高兴。天皇郑重地告诉王子，一想到此次访问将有助于巩固两国之间的友谊自己就很开心。天皇恳求公爵想到什么尽管提出来，这样自己才有幸为他效劳。王子说，接待工作没有丝毫不足之处，甚至超出了期望。他一直希望访问这个闻名已久的国家，这次参观没有失望，诸如此类。今天我们不难想象类似的谈话。从一开始，爱丁堡公爵阿尔弗雷德就知道场面可能会很沉闷，但他只能无奈地接受。米特福德在回忆录里并未掩饰自己的无聊心情，他承认自己无法“对献上的钻石鼻烟壶产生丝毫的艺术热情。”这个鼻烟壶是王子告别前送给天皇的纪念品，亨利·开帕尔（HenryKeppel）爵士这么描述它：“一个漂亮的金盒子，盒盖上镶嵌有他自己（公爵）的迷你人像，人像四周围着一圈钻石。”天皇送给英国客人的礼物则要艺术得多。王子还要求天皇亲笔作一首诗，准备回国后献给维多利亚女王。他收到了下面这首有政治寓意的短歌：如果君王的统治能造福人民那么天地肯定将千秋万世维持下去两个年轻人对这次会面的反应并没有记录下来。对阿尔弗雷德来说，明治可能是一个无名（尽管并不野蛮）国家的统治者，因此他并不是很感兴趣，但可能对自己停留期间所受到的招待心生感激。对明治来说，可能在第一次与欧洲王室见面时过于紧张，因而没有对这位英国王子留下什么印象，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讨好对方，以免日本和强大的英国之间的关系受到损害。不管这次会谈的内容如何，这种平等接待外国王子的态度都为后来开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先例。爱丁堡公爵离开后一个月，由安东尼·冯·佩茨（AntonyvonPetz）男爵率领的奥匈帝国使团抵达日本，开始和约的谈判工作。男爵也带来了礼物：一架送给皇后的钢琴和一座送给天皇的奥地利皇帝全身雕像。日本与奥匈帝国的和约（这次的谈判速度前所未有得快）签订时，据说明治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他的‘兄弟’——奥地利皇帝”。布莱克在讲述这些事情时说：“除了中国皇帝，迄今为止天皇从未给任何国家的君主写过类似的信。”在欧洲人看来，明治已经收获了一群新的亲戚——世界上所有的君主。第二十一章帝师元田永孚年，明治第二次离开京都到东京去时，京都居民都以为是迁都的先兆。岩仓具视表示都城不会变后，他们暂时安心，但得知皇后也计划到东京去后，不安再次膨胀。尽管官方在辟谣，但他们认为迁都的危险确实存在，纷纷到神社去祈求神灵干涉，不要让皇后离城。想到天皇和皇后将不再住在京都，民众人心惶惶，当地官员担心市民或许结党请命，届时愤激的民众可能做出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京都的居民平静下来。京都居民将皇后的东京之行看作即将迁都的证据。不管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年11月8日，皇后的乘舆还是在四藩精选侍卫的保护下离开御所，经过十九天的愉快旅程后抵达东京。皇后显然对新居非常满意，不久她就在吹上御苑宴请了政府的高级官员。年初，明治天皇打算第二次访问东京时，告知京都的居民自己会在来年的四五月份回来，并在冬天举行大尝会的庆祝仪式。这项声明平息了大家的疑虑，但年春，民众却被告知，由于国内的叛乱尚未平定以及政务繁忙，天皇必须推迟返回京都的时间。一年之后的年5月15日，天皇宣布大尝会将在东京举行。5月24日，天皇派大纳言德大寺实则作为特使到京都孝明天皇的山陵前汇报世界形势以及天皇由于国事繁忙而不得不推迟返回京都。德大寺还觐见皇太后，告诉她天皇的回程将会推迟若干年。实际上，除去一次数日的短暂停留外，天皇直到年才回到京都。这期间，官方并没有发布迁都公告。不过，当明治最终返回京都时，官方文书中称“行幸”，意为从住处到某个地方去，而不是年使用的“还幸”，意为返回住处。年，东京成为日本功能上的首都，因为天皇和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在这里，而且外国使馆也在这里。然而政府也许是担心京都民众的反应，不愿正式宣布这个消息。明治死后被葬在京都，年，他的儿子大正天皇的加冕仪式也在京都举行，这暗示着一个固执的观念，即在某些方面京都依然是国家的首都。你甚至可以说直至今日京都仍是日本的首都，因为日本到现在都没有发布首都在何地的公告。官方在解释明治无法返回京都时强调了国事的紧迫性。这并非不正确，但我们却很难看到天皇在国家推行的诸多变革中具体扮演的角色。《明治天皇纪》中专门提到他的条目，大部分都是描绘他骑马的次数或是学习中国典籍的进度。骑马已成为天皇的一大爱好。有一阵子他隔天骑一次，而且每次都要花上几乎一整天的时间。即使是那些认同健身愿望的人也觉得年轻的天皇在骑马上花费了太多时间。议定中御门经之（当时在京都）在得知天皇骑马骑得如此频繁之后，写信给岩仓具视，建议将频率限制在一个月六天。这个建议似乎起了一些作用，然而天皇对骑马的热情却有增无减。明治这个时期的学习主要集中在儒家典籍，同时师从神道教的护教者平田笃胤的孙子平田延胤学习《日本书纪》。年7月17日，明治天皇的主要老师元田永孚首次出现在天皇的面前。元田年出生于熊本藩一个中等的武士家庭，在舒适的环境下长大。十五岁时元田决定学习圣贤学说，以报效国家。不到二十岁，他就认识了包括横井小楠在内的许多学者，并向他们学习朱子学。早在年，元田就向父亲讲述了自己的基本哲学观：今本不庸言，然臣子之道在于忠孝，忠孝之道在于明理，明理在于实学，实学之外，皆虚文腐儒，不足以明忠孝之道。今日以此实学事奉父君，他日亦欲以此实学事奉国君。今天，“实学”的意思是与理论或者哲学知识相对应的“实际学问”，例如工程学或医学，但是在元田的时代它的含义可不是这样。这个词可以追溯到朱熹（—），刚开始是指一种儒家学说。这种儒家学说与佛教和道教不同，强调高尚的道德修养本身并非目的，以之为国家服务才是真正的目的。后来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然而不论如何解释，它都强调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与一些儒家学者的抽象思考相比，这种哲学非常适合现代国家的统治者。这种儒学流派并不受熊本藩大名的待见，父亲担心这会阻碍元田的前程，于是要求他放弃实学。元田一开始拒绝，然而这时他和家人陆续遭受各种疾病的打击，自然而然地疏远了老师，并最终与父亲和解。年，元田继承了父亲的职位，担任熊本藩大名的顾问，年大名死后，元田陪同大名的继承人前往江户，在那里积极地参与政治。刚开始，元田在横井小楠的影响下支持“尊王开国”。作为一名大众眼中顽固的保守派，这个观点颇为开明。第一次长州战争期间，元田遵循自己“公武合体”的观点，参加了熊本藩的军队，然而他反对参加第二次长州战争。熊本藩不顾元田的反对，派兵参加战斗并且损失惨重，而元田对政治形势的正确判断使他声誉大增。他的职位逐渐提升，年被任命为熊本藩大名（现在称为知事）的侍读（老师），并和大名一起住在东京。这个时期听过元田讲课的人都夸奖他的热情。元田和许多儒家学者不同，他强调的不是个别词语，而是真正有助于培养心智的内容。一名年首次听过他讲课的弟子回忆说，他会举古今许多重要例子，不仅使我们理解了课文，而且让我们不禁受到感动。元田的每一个行为似乎都是为了遵守圣贤之道。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关于他的一切——他的言谈和举止、外表和态度——看起来都非常精彩。我们视他为一颗完美而没有瑕疵的珠宝。他没有一丁点的不自然或者僵硬：他的气势夹杂着一种说不出的慈祥和温暖。大约这时，元田给知事写信，讲述自己对宫廷的看法。这封信虽然很短，但却受到很高的赞誉：当此维新之际，辇毂之下凶徒逞暴意，皆因朝威未振。朝威未振则因王政之实未立。仰愿自今起，天皇陛下御临南殿，令诸大臣奏议于前，取其公议，亲裁万机，则公明正大之治体相立，人心始服。地方之不服政化，乃不得地方官之人。宜登用人才，普施政教，废臣等向来门地之知事。故谨请罢免。这份建议书包含了两点重要内容。第一点是希望当着天皇的面讨论法律法规，由天皇亲自决定是否应该采纳。前文已经提到，明治认真参加内阁会议以及类似的会议，甚至是那些不太重要的会。天皇频繁地参加此类会议，这种敬业精神可能是受到了元田的激励。第二点废除高官的世袭制则并没有很快实现。所有看过建议书的人都对元田的提议赞不绝口，这份建议书最终到了大久保利通手里，他大为感动，承诺将立刻启奏天皇。大久保当时正在为天皇寻觅老师，于是他向熊本县知事询问元田的品格。熊本县长官回答说，自己不敢说元田是帝师的最佳人选，但他的品格绝对没有问题。由于熊本县知事的推荐，元田于年6月30日被任命为天皇的侍读。7月21日，他第一次给天皇上课，讲的是《论语》。从那时起，元田每月向天皇讲授十二节《论语》课，后来还讲授《日本外史》。他一直为天皇授课，直到年去世。当元田首次得知自己被选为帝师时，非常吃惊，并表示自己的资历不够。元田认为自己的年纪太大（五十三岁），无法像四十刚出头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板垣退助那样为政府效力，这些人已经是新政府的名人。他建议挑选年轻一些的人担任此职，并认为如果自己接受任命，将会自取其辱，还说希望回熊本去。但是元田尊敬的藩士下津休也阻止了他，并对他说：“你不能这么做。元田的学养、德行加上西乡的胆识，将无人可出其右。请你务比接受。”类似这样的赞语使得元田无法继续拒绝。他在日记中记录了第一次向天皇授课的情形：着衣冠，膝行进，于三间外稽首拜龙颜。复膝行退。此乃亲近天皇之始，心中敬畏喜悦交集，感激不能自已。毕，面会德大寺实则，传侍读专务之旨，受任官相当之待遇。余初谦退，不敢当此任，然大命已降，不欲复辞，乃决然奉之。一些同时期的人认为元田是个顽固的保守派，然而他却赢得了天皇的绝对信任以及政府主要官员的钦佩，他们称赞起他来简直毫无保留。极少赞美别人的大久保利通在提到元田时说：“只要他在陛下身边，我就放心了。”副岛种臣说：“元田先生是成就陛下无上美德居功至伟的那个人。要说对明治时代贡献最大的臣民，除了他，我找不出第二个。”尽管今天元田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但他对天皇的影响，似乎比天皇身边任何著名的政治家都要大。成为帝师之后，元田再次燃起对实学的热情，这意味着他重新回到孔子和孟子的基本学说。元田强调应该在《六经》中，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寻找“道”。他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并鼓励日本人以“格物”的精神去学习它们。“格物”这个词在《大学》里的意思是“究事物之理”。元田认为，西方在人伦方面没有什么贡献，这方面只能在《六经》中寻找指引。他还说：方今，厌汉籍之陈腐，专喜洋书之新工，然恐此亦终成洋文癖之曲学。德川时代末期，佐久间象山首次提出将东方的道德观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相结合。这个观点成为明治，尤其是他晚年的主要观点，其中可能也有元田学说的影响。元田除了在宫里授课，还撰写一些诸如与国教有关的文章，但他最为人所知的是参与了年《教育敕语》的起草工作。这份文件把儒家的伦理思想和“忠君爱国”的原则放在主要位置，而这两个词正是元田政治思想的结晶。天皇在元田等人的指导下，接受传统的道德教育，但他在公共场合却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的影响。年4月28日，天皇阅兵期间首次在日本人和外国人面前公开露面，而他所学的儒家典籍并没有提到阅兵这种活动。大久保利通希望天皇表现得像一名现代的欧洲君主，显然，正是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明治才从宫闱深处走出来，进入公众的视野。年觐见过天皇的奥地利男爵亚历山大·德·许布纳（AlexanderdeHubner）描述说，一名侍从坐着一辆“香港制造的轻便马车来接他。也许那是宫里唯一的一辆，因为宫里可能并不需要大型马车。天皇从不离开宫廷一步”。他还在脚注中补充道：“几个月后，在思想进步的大臣的建议下，天皇坐着一辆敞篷马车，出现在震惊的臣民面前。这年（年）夏天，他们看见他坐着出租马车穿过横滨的街道。这位众神之子身穿一件奇怪的欧式军服，看起来既像水手又像大使！”明治的军服胸前点缀着独特的金色盘扣，其灵感来自欧洲，但是却让这位奥地利男爵感到好笑。国外早已看不到类似的款式，但天皇仍旧继续穿着这件军服。每天早上离开神秘的内宫时，天皇会脱下日式睡袍，换上西服，一般是军服或大礼服。他的饮食也开始逐渐加入西方的食物和饮料：我们确切知道他喝第一杯牛奶和吃第一口牛肉的时间。自然，欧洲人开始感叹日本人摒弃传统服装，改穿西式服装的匆忙态度。无数的卡通画描绘了日本人穿着不合体西服的别扭样子，他们看起来毫无美感，且很滑稽。然而德川时代晚期为越前藩大名工作过的日本通格里菲斯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不管艺术家和那些对日本人的独特和奇怪情有独钟的人会怎么说，日本人自己却洞察人性，并懂得真正的穿衣之道。他们的宏愿是被当成人，当成文明人，而且是与西方同等的人看待。他们知道，如果穿着古老的服装，自己和国家将永远不会受到严肃的对待。很快我们就看到了服装上的变化，改变的不仅是士兵和武士，还包括政府官员甚至天皇本人……可以肯定的是，摒弃武士服加速了古老野蛮的封建风俗的衰退。事实上，服装的革命极大地帮助日本取得了全世界的认可，日本被认为是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国家。年12月明治访问横须贺时，秘密拍摄了一张和陪同人员一起的合照。尽管天皇身着传统服饰，但是除了三人以外，二十名随从人员全部穿着西服。过去的风俗习惯在表面上仍继续被尊重，但是一条接一条地被抛弃，甚至禁止，原因是它们不适合现代国家。例如，年3月6日，政府颁布了禁止染黑齿和剃眉毛的法令，而那些本是高级公卿在元服仪式上的传统习惯。两个月后，政府还禁止了用死囚的尸体试刀锋的做法。武士不得继续以所谓的“不敬”为由而惩戒（甚至杀死）平民。明治很快就适应了外国东西以及接见重要的外国访客时需要注意的礼仪。他知道自己应该握手、微笑（一开始他老是记不住），同时礼貌地问客人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热心的宫廷官员很快就熟悉了外国人的行为举止，并想尽办法让客人感到放松。他们在接待时提供欧式食物，看到外国权贵在觐见时不喜欢脱鞋，便在榻榻米上铺了层地毯。为了缓解外国人见到佩刀武士时的紧张情绪，早在年就有人提议将武士佩刀的规定改为自愿。改革派认为日本社会已经一派和平景象，因此佩刀——动荡与暴力时代的象征（日本有幸已经脱离了那个时代）——除了作为正装的配饰之外，已不再是必需品。然而其他人却迅速地起来为佩刀辩护，他们坚持认为佩刀表达了皇国的尚武精神，是神州正气之所在。他们反问到，难道一个拥有大和魂的人会抛弃自己的佩刀吗？这些理由颇有分量，提案被一致否决。然而，年9月23日，政府出台了一项法令，允许武士剪头发和不再佩刀，并且可以选择穿军装或者简便军装。包括木户孝允在内的几名政府高官都已经把头发剪短。似乎很少有人反对这类现代和开明的象征，即使侍从和侍从官也都剪了发。在新政府的开明政策下，日本的治安有所好转，然而暗杀行为却仍在继续。任何人只要开口表达一些非传统的观点，便时时有被杀害的危险。即便是那些最勇敢的人，想到自己时刻可能死于杀手的刺刀之下，也不禁感到害怕。福泽谕吉感到自己的处境异常危险，因为他以拥护“启蒙”而著称。他在自传中写道：“没有什么比活在暗杀的阴影之下更糟糕，更令人不安，更可怕了。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无法真正地想象这种滋味。”年，福泽创办的大学庆应义塾搬到三田，他在住所建了一个暗门，以备自己在遇到危险时得以逃脱。明治初期最令人震惊的暗杀事件是长州藩武士大村益次郎之死。大村在大阪绪方洪庵创办的学校学习荷兰语，后来又到长崎学习西医。年，他受大名伊达宗城之邀来到宇和岛。这时外国列强对日本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藩国命令大村回长崎学习军舰制造和航海技术。年，大村陪同大名前往江户，并在那里成为幕府番书调所（研究外国人书籍的机构）的一名教师。大村在横滨随美国传教士赫伯恩（J.C.Hepburn）学习英语。他渐渐地获得了军事专家的美誉，年大村回到长州之后，着手改革军队，并坚持认为有必要对武士和平民进行作战训练。第二次长州之战（年）期间，大村训练的军队打垮了幕府军，在推翻幕府的鸟羽、伏见之战中这支军队同样表现出色。两年后的年，大村领导的军队摧毁了彰义队。明治维新后，被任命为兵部大夫（国防大臣）的大村，在任期间致力于创建一支现代化军队。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致人们经常称他为“日本军队之父”。大村的计划最显著的一点是向平民征兵，这件事激恼了武士，他们认为这威胁到了自己的特权地位。大村对彰义队的打击也使他树敌很多，特别是那些心怀不满的、依然紧抓着业已被抛弃的攘夷理想不放的武士。大村完全有理由遭遇某种暴力行为。年8月中旬，大村为创办一所士官训练学校而前往关西。他自己清楚有遭到暗杀的危险，朋友木户孝允也明白这一点，于是为他安排了特别的安保措施。大村从知情人口中得知，一些可疑的人正尾随他来到关西，他格外小心地使行动保密。然而10月9日晚，当大村与同伴在京都的一家小酒馆放松时，八个人（主要来自长州藩）闯了进来，随后在黑暗中进行了一番可怕的厮杀。大村身中数刀，靠躲在蓄满脏水的洗澡桶里逃过一劫。他腿部的伤最为严重，而且迟迟不见愈合，最终被医院。为他治疗的荷兰著名医生鲍德温（A.F.Bauduin）建议立即截肢，但是像大村这样的高级官员没有政府的批准不能做手术。批准书迟迟没有下来，12月，大村因伤重去世。杀害大村的刺客被抓住并判处死刑，但最后却缓期执行。跟横井小楠那次一样，民众尤其是高级武士对这些刺客非常同情。他们认同他们的观点，认为大村的军制改革是对自己阶层无法容忍的冒犯。直到一年后这些罪犯才被处死。接下来遇刺的重要人物是顾问广泽真臣。年2月27日，广泽在家中遇害。刺客没有找到，作案的动机迄今成迷。罪犯的行径以及警察抓捕行凶者动作的缓慢令天皇感到极为失望，他颁布了一道谕旨：故参议广泽真臣遭变，朕既不能保庇大臣，又使其贼逃逸。自维新以来，大臣罹害者及三人。此朕之朝宪未立，纲纪不肃所致，朕甚憾焉。诏令天下严加搜索，必捕此贼。为了使西方国家相信自己是个遵纪守法的文明国家，日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两年之内接连有三名政府高官遇害，对年轻的天皇来说，肯定非常难堪。接下来三十年间又发生了许多暗杀事件，这使西方国家对日本的印象非常不好，而日本也因此很难说服他们终止治外法权。不过，日本继续大步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铁路和电话线很快就延伸到国内的许多地方，国内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新的西方事物，不管是物品还是衣服，是食物、机器还是照片。不过，这些舶来品尽管非常受欢迎，却无法阻止人们偶尔沉醉于激情的往日之中——德川幕府末期那些令他们心旌摇荡的骚动岁月。年轻的天皇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在接受新事物的同时并不排斥旧的，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为两者安排了不同的位置。他喜欢京都胜过任何其他地方，但是他知道新的日本必须摒弃古都的传统重新开始。孝明天皇拒绝接受丝毫的西方文化，但他的儿子却成为近代日本具有象征意义的领袖，而日本也在大胆地从西方摄取一切能帮助自己成为现代国家的东西。当然，天皇也并没有忽略元田关于东方智慧永恒的教诲。第二十二章废藩置县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无疑是8月29日“废藩置县”（废除藩国，设立县制）法令的颁布。那天早上，天皇将维新和新政府中表现最积极的四藩——长州、萨摩、肥前和土佐的领导人召到皇宫，感谢他们在年拥护版籍奉还，同时命他们支持接下来的重大举措——废藩置县。右大臣三条实美宣读了天皇的诏书，诏书说，“内以保安亿兆，外以对峙万国，故今废藩为县，务去冗就简，除有名无实之弊，更张纲纪，政令归一，以示天下之所向”。“有名无实之弊”就是封建主义，即将国家分成各个藩国，分别由大名统治的制度。从封建制度到中央集权的转变顺利得不可思议。8月29日下午，天皇派人请来上述四藩的领导，他们提出以府县制代替藩国的建议，天皇听后非常高兴。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天皇请来五十六个藩国驻东京的领导（知事），以公告（由三条实美宣读）的方式宣布了这项伟大的改革。大名们匍匐在地以示服从天皇的谕旨。第二天，同样的消息被送往各县的大名代表。9月1日，外务卿岩仓具视向各国公使通报，日本已被废除藩国，并代以县制。9月5日，岩仓会见了代理英国公使亚当斯（F.O.Adams），亲自把这个变化告诉他。亚当斯祝贺岩仓成功地完成了精彩的一幕。他说，对欧洲政府而言，没有几年时间外加使用武力，根本不可能完成类似的重大改革。版籍奉还的动力来自各藩本身，但废藩置县则是一道加在各藩头上的谕旨。摧毁一种自12世纪末就已存在（几经改良）且保证了大名及其家臣许多特权的制度，非常可能遭到反对，但却没有一个人起来抗旨。这基本上算是精心筹划的结果。大久保利通是这项计划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为了争取西乡隆盛的配合远赴萨摩。西乡以维新总设计师的身份和毫无瑕疵的品格而备受尊崇。他对废藩置县的支持必不可少，一旦获得西乡的支持，许多原本可能起来反对的大名都将受到影响。到了这时，像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和军人山县有朋（—）这样的人已经意识到废藩的必要性。山县刚刚结束一年的欧洲之行回到日本，他在欧洲学习了各种不同的军事制度。尽管政府看似没有受到暴动的直接威胁，但它显然需要和任何其他政府一样，拥有一支军队来处理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危机。威廉·艾略特·格里菲斯这么评价那个时期的政府：“没有一名国家军人，有的只是道德力量。改革能够进行到底完全是出于对天皇这个名字极大的敬畏心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非常有限，现金极度匮乏。在改革者看来，唯一的方法便是以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府县制代替几乎自治的藩国制，然而这个政策绝非容易实施。武士阶层可能会为自己的权利而战，而大部分的普通民众还不知道有比大名更高一级的统治者存在，如果大名抗旨，他们几乎不会反对。大名的影响无处不在，藩国内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有他的痕迹。废藩置县业已过去一百二十余年的今天，当我们去金泽时，依然能回想起前田家。统治这里数百年的前田家的家徽在金泽依然可见。当废藩的诏书到达越前藩藩主所在的福井时，格里菲斯正好在场：在福井城，我有充分的机会看到这份诏书在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即刻效果。三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是在地方政府办公室，时间是年的7月18日，接到天皇诏书的那个早上。错愕、强压着的愤怒、恐惧与不祥的预感和忠诚交织在一起。我听到有人在议论要杀死由利（公正）。他是朝廷派驻当地的代表和年《五条誓文》的起草者。第二个场景发生在城堡的大厅里，时间是年的10月1日，越前藩的藩主召集了好几百名世袭家臣，命令他们将对藩主的忠诚转换为爱国主义，他还发表了一次崇高的演说，敦促他们由考虑地方利益过渡到考虑国家利益。第三个场景是在第二天的早晨，城中全部四万民众似乎都聚集在街道两旁，最后一次送别越前藩的藩主。他将离开祖宗传下的城堡，到东京去，并以一名普通绅士的身份住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力。其他大大小小二百七十个藩国，无疑也上演过类似的戏码。大名们丧失了世袭的特权，得到的补偿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头衔——自己原先统治的藩国的知事。然而他们竟然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不禁令人感到惊讶。明治维新只是改变了日本社会的顶层，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废藩置县则是带来一个更大的影响：将近两百万人的武士阶层失去了收入，他们原来由大名支付工资，现在却面临永久失业。几年后，政府支付一笔失业补偿金，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这笔钱重新开始。然而大多数武士不习惯做买卖或者新日本的其他职业，不久就把这笔钱花光，有些人被迫做些不体面甚至卑微的粗活。大沼枕山的汉诗《车夫篇》，就描绘了这样一个武士。诗歌采取了车夫和顾客对话的形式。车夫何早起？拂拭车上尘。车客犹未到，结束立凌晨。昔日胡为者？三千石幕臣。出门乘舆马，揭揭上士身。今日浑忘此，快载商贾人。东西南北挽，终日得数缗。妻子待薪米，余钱能饮醇。许多武士的确在政府部门找到工作，并在接下来的五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继续成为知识分子的骨干，但是有些人却从未适应这些变化。前面那个成为车夫（或者是做一些同样不体面的工作）的武士是当时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形象，而且有传言说武士阶层的年轻女子在吉原的妓院里谋生。这种改变显然加强了天皇的威权。至少在原则上，天皇取代了几乎独立统治自己藩国的无数封建领主，成为整个国家的唯一统治者。他自己也亲身感受到这种变化。不过，不久之后发生的另一种改变可能对他的影响更为直接。废藩置县诏书颁布的同一个月，宫内省和天皇的后宫发生了剧烈的人事变动。此前，只有高级贵族（堂上华族）才能在宫里任职。为了与古老的世系保持一致，他们继承古代的行为方式，做事时墨守先例和传统。天皇的后宫则由贵族出身的女官管理，她们大多从前朝起就在宫里任职。这些女官既保守又倔强，而且利用自己对天皇的影响力来阻碍改革。政府官员，甚至像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这样的公卿也对此深感遗憾，想改变这种状况，然而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习惯很难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来东京支持废藩置县的西乡隆盛认为是时候做出改变了。他认为应该将“柔弱华奢之风的旧公卿”换掉，改为由“刚毅清廉之武士”出任天皇的顾问。西乡在咨询过大久保和木户之后，正式向三条和岩仓提出建议，并要求他们立刻做出决定。8月19日，决定下来了：萨摩藩的藩士吉井友实（—）被任命为宫内大臣，全权掌管宫内省和天皇后宫的改革事宜。一直支持改革的公卿德大寺实则被任命为侍从长兼宫内卿。改革的建议很快就提交上来。自此以后，任命侍从时不会考虑他们是出身公卿世家还是武士阶层。人们期待，即使侍从中只有几名武士，他们也将根除长久以来形成的陋习。侍从还有一项新任务，即向天皇提供包括东西方在内的各种新旧信息。高级侍从还将协助天皇拓展知识。受影响的不止天皇：根据决定，皇后及其侍女也必须熟悉日本、中国和西方的古今大势，因此天皇上课时应允许她们旁听。天皇的侍从中，像三条西、里松和绫小路这样的贵族名字被村田新八这样的武士名字所代替。9月15日，全部女官都被遣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年轻女子。年1月20日，西乡隆盛写信给舅舅椎原与三次，信中带着明显的满意口吻说：行诸种变革，最喜之事为主上身边侍奉之事。此前非华族之人不得出御前，偶有士族之宫内省官员亦不能出御前。右等弊习今日悉改，侍从亦可自士族召入。公卿武家华族并士族皆同样，士族出身之侍从更得天皇恩宠，实为可喜之事。主上厌烦居后宫，自晨至晚始终在外殿，学和汉洋之学问，次同侍从讨论，修业无寸暇。较之大名等，衣着亦简单；较之众人，修业之学习格外努力。然今日之天皇非昔日之天皇，此点三条、岩仓两卿亦称是。主上本为英迈之资，身体至极强健。公卿言，近来未有如此壮健之主上。天气宜时，主上每日习马，两三日内召御亲兵一小队调练，此后隔日调练，亦有人言主上欲亲率大队，自任元帅，此实为难得之事也。月底，太政官制度被废止，取消了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及许多更低的职位。政府被分为三个部门：以天皇为首的行政院（正院）、立法院（左院）和司法院（右院）。国内的这些重大改革一旦完成，政府就能对国际事务投入更多的精力。首当其冲是勘定北方的边界。为防止俄国人捷足先登，虾夷（年9月改称北海道）的开发迫在眉睫。政府将北海道和千岛群岛划分成十一个县和八十六个郡，派许多重要官员去担任行政管理工作。年10月5日，政府将“大国魂神”作为北海道开发区的祭神，举行镇座祭。各主要寺庙都鼓励信众移居新开发区。日俄边界的主要问题是萨哈林岛。两国都有居民在岛上居住，国家之间的界线不是那么容易划分。年3月，库页岛（即萨哈林岛）发展委员会成立，然而日俄尚未建交，不可能开展任何谈判。3月3日，寺岛宗则（—）、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与美国常驻公使查尔斯·德隆（CharlesE.DeLong）会面，讨论萨哈林岛的问题。爱管闲事的德隆强调，这一边界问题对全球其他国家也很重要，并自告奋勇充当两国的调解人。他指出美俄之间关系亲密，承诺假如将这项使命交与他，他将为达成解决方案而不遗余力。日本人接受了德隆的建议，但提出一个条件，即以纬度来划分边界：北纬五十度以北为俄国领土，五十度以南为日本领土。尽管德隆非常自信，但他的斡旋却没有任何结果。日俄居住者之间继续有小冲突发生，日本仍未决定采取何种策略。他们至少有三种选择：（1）向俄国定居者支付一笔钱让他们离开，然后统治整个岛屿；（2）把岛屿一分为二，让俄国定居者搬到边界线以北，并补偿他们一笔搬家费；（3）把整个岛屿让给俄国，并收一笔补偿金。年6月，副岛种臣被派往萨哈林岛的俄国控制区与俄方进行谈判。出发之前天皇告诉他说：我邦最近鲁邦（俄国）之壤土，应交谊最厚。尤如桦太之地，彼我人民杂居往来，各营其利，我国岂不尽心于保全此地之道哉。嘉永五年（），鲁帝派全权使臣，议定疆界，然互有事由，其议未成。而后，庆应三年（），于彼得堡暂结杂居之约。朕窃察方今桦太之形势，言语义脉不通，致民心疑惑，偶生争隙酿仇怨，恐终使两国失恳亲之道，故议定经界为最急务之事。此非独朕之深忧，鲁帝亦尝劳心。所以委尔种臣全权，以定疆界。切望尔机宜从事，以保两国人民之庆福，促两国交谊益厚绵延永久。尔种臣笃体斯旨。值得注意的是，天皇说沙皇和自己一样希望和平处理边界问题。他说和平是彼此的共同愿望，他们都希望自己的臣民能够不受干扰地继续生活。这番陈述说明天皇现在意识到了君主对臣民的责任以及希望不同国家的君主之间互相配合的愿望。接下来几个月，副岛种臣和俄国特使叶甫根尼·卡尔洛维奇·比措夫（EvgeniiKarlovichBiutsov）多次见面，然而会谈毫无进展，根本无法解决萨哈林岛的现状。年2月，北海道开拓次官黑田清隆上书天皇，极力主张日本完全放弃萨哈林岛。黑田说把资金用来开发北海道的大片土地，要好过用来开发萨哈林岛的荒地。他说萨哈林岛上谷物、煤炭和渔获的销售收入不太可能满足岛上居民的需求，同时赞扬俄罗斯人年因为类似的原因而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是英明之举。这个问题直到年5月才得到解决，当时全权公使榎本武扬和俄国全权公使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AlexanderGorchakov）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日本天皇陛下放弃萨哈林岛的全部权利，将其让给俄国沙皇陛下，而作为补偿，后者将千岛群岛的十八个岛屿让给日本天皇陛下。两国以群岛最北端的占守岛和堪察加岛南端的洛帕特卡角之间为界。在此期间，天皇的注意力放在了远离日本的一些事情上。普法战争（年7月至年5月）爆发后不久，日本政府派出了四名高级武士前往观察。他们到达欧洲时，普鲁士已经节节取胜，包围了巴黎。这些日本观察家来到巴黎，开始编写详尽的战事报告，分析作战双方各自的长处和缺点、使用武器的优劣、胜败的原因以及欧洲的总体形势。他们无一例外都被普鲁士军队的实力和战术所深深震撼。迄今为止，日本在组建现代军队时一直都遵照法国的模式，然而法国的战败使日本换了老师：从此以后，德国军队成为日本学习的楷模。天皇对这场战争格外感兴趣。多年后，军官高岛鞆之助回忆说，天皇认真地检查送上来的普法战争报告，并向顾问咨询交战双方采用的策略。战争结束后不久，一艘德国军舰来到横滨，船长向天皇进献了一些战争照片，并请求允许他亲自进行讲解，天皇欣然同意。船长不仅描绘了照片中发生的事，还介绍了整个战争。高岛说，“龙颜大悦”。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具体不是很清楚，但天皇为这样的目的而接见一名外国人显然是前所未有的事。之后，天皇又一次打破常规，接见获得升迁的代理英国公使亚当斯。他表示自己为亚当斯的工作获得君主的认可而感到高兴，并为亚当斯的即将离职感到遗憾。自己虽有惜别之意，但无法强留，希望他在回家的路上好好保重。天皇的话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它表明宫廷已经迅速适应了欧洲的习惯。普法战争获胜后，年1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并将自己新的显赫身份通知了明治天皇。后者回信表示祝贺，并附上两本大和绘画册，作为前年秋天皇帝送的战争照片的回礼。日本和欧洲仍然相距遥远，然而日本在全球扮演的重要角色已经足以使天皇了解“亲戚”们——欧洲的君主们——的最新情况。年12月23日，岩仓使团出访美欧，无疑是这时拉近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距离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年7月日本与美国签订的通商条约规定，可以在约十四年后重新审议条款，因此现在是一个派使团出访与日本签订过和约的各个国家的恰当时机。这些条约规定了治外法权和固定的进口关税，两者都侵犯了日本的主权，因而非常不受日本人的欢迎。日本希望通过谈判能够剔除这些讨厌的条款。年2月，时在华盛顿的伊藤博文给许多高级官员写信，建议近期派一个由优秀官员组成的使团到欧洲和美国去考察各国的状况，包括友邦关系、贸易和关税，提前为满足和约修改的条件做准备。伊藤希望使团能够成功地说服各国相信日本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不应被视为法制和金融均不可靠的落后之地。使团的主要目的是赢得西方大国的信任，并向他们表达日本政府希望修改和约的愿望。年5月，政府命令参议大隈重信和财政部官员吉田清成（—）进行调查，研究为修改和约而派使团到西方去是否可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应该派使团出去，于是太政官准备了一份报告并提交给天皇。报告一开始便认为各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以平等为基础，认为日本和外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归咎于幕末官员懒散和拖延的习惯。到了维新之初，人们希望收回日本的权利，摆脱条约带来的耻辱，然而条约已经生效，无法修改。现在，是时候和外国政府讨论修改条约，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友谊了。条约的修改将以国际法为基础，因此日本的制度或法律中任何与国际法不一致的地方都必须修改。这可能需要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然而条约上明确写着年7月1日可以开始修改，因此现在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同时也带来巨大的挑战。各国的外交官无一例外都会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假如日本的制度、法律或者宗教存在任何与普世道德观相违背的地方，都有可能受到他们的攻击，甚至可能要求日本立即更改成他们的方式，以作为修订条约的交换条件。对日本来说这并非易事，结果必定造成双方在谈判桌上对峙。外交使团可能有助于避免这种分歧。使团成员将对各国进行礼节性访问，同时表示希望日本政府的变化能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加亲密。他们还将告诉各个国家，日本政府的目的是修改条约，并建议对此进行谈判。为使日本知道成为国际社会一员所需的条件，派使团出访欧美是个好办法。随团出访的专家将会考察各国的制度、法律、经济、教育等等，判断日本该引进这些的方法。使团将使日本人获得一个在各方面改变自己国家的机会，从而说服外国列强相信日本已是开明国家。第二份报告描绘了日本需要改变的一些地方，包括法律、外国人行动和随意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启蒙教育以及扫除宗教自由的障碍等。假如使团遵守提议的主张，没有要求立即修改条约，那么这次出访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的成功，但是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使团没有能够成功修改条约，因此一败涂地。不过当时的外国人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使团的出行，是日本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格里菲斯在年写道：也许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派了一个巨大的使团到基督教世界去。关于这件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圭多·沃贝克（GuidoF.Verbeck）一手促成的。年11月21日，沃贝克先生在东京写道：“政府将派一个非常高级的使团到美国和欧洲去……我希望并且祈祷，这个使团能实现我们渴望已久的对基督教的宽容，至少是接近一点……其中八九人是我的前学生。我们希望出访的结果令人满意，而且，在神的恩赐下，获得对宗教的宽容。我一直在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据沃贝克回忆，年10月25日，岩仓要求他上门拜访。见面后岩仓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写过一篇文章，然后交给自己的重要下属？”岩仓指的是几年前沃贝克写给大隈，建议其派使团出访欧美的一篇文章。他说他直到三天前才听说这篇文章，现在已经叫人翻译出来了。最后他告诉我，那恰恰是他们最要做的，他们将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计划……使团将按我文中建议的方法组建……在岩仓和天皇收到我这篇文章的两个月后，使团出发了。格里菲斯补充道：使团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设法删除条约中的治外法权条款，为此，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日本可能需要进行全面的改组。但是，代表们却没有获得天皇的全部授权。他们出发前，美国公使查尔斯·德隆阁下告诉了我这一点。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是，修改条约是否是使团的主要任务。那些认为是的人强调使团在外国逗留时间之长以及费用之高，并描绘了成员们返回日本后的沮丧情绪。尽管大家都热切地盼望修改条约，但最初的目的显然不是这个。可能是陪同使团前往华盛顿的德隆顽皮地对日本人说了一句“是时候要求美国修改条约了”。他可能在想，假如这件事成功了，将有助于提高自己在日本的声望。日本使团在美期间，所到之处均受到非常友好的接待，使他们深信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使团抵达华盛顿后，国务卿却对他们说，他们的国书中并没有包含条约的修改，于是大久保和伊藤不得不返回东京重新请求一份国书。尽管耗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和经费，岩仓却认为，单方面与美国签订条约将对日本不利。根据条约的最惠国条款，向美国做出的任何让步都将适用于其他任何国家，而且不一定会有补偿。他决定中止与美国人关于条约修订的谈判，改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与各国代表坐在会议桌前一起进行谈判。岩仓、木户和山口尚芳拜访国务卿，告诉他使团不能单独与美国进行谈判，因此他们将回到出访的最初任务，即对各国进行礼节性的访问。使团在美国逗留了六个半月（包括在华盛顿长期等待的时间），之后才前往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但是这些时间并没有白费，只要看到久米邦武那本详细记载使团见闻的《米欧回览实记》，就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哲学家、历史学家三宅雪岭认为，使团离开美国后，行动就堕落为毫无目的的漫游。使团成员们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只好继续往前走。发达国家的见闻使他们感到好奇，认为自己可以因此而熟悉世界形势，并以此安慰，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的失败，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欺骗不了。然而在久米的这部巨著中，我们看不到一丝沮丧的情绪。不管使团成员的心里是否始终意识得到，他们都是在帮助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由于经济原因，西方国家不愿修改不平等条约。继续控制日本的进口关税对他们有利。如果日本施压，他们会以暗杀欧洲人的事件仍在继续因而无法相信日本会公正地惩罚罪犯为由加以拒绝。他们或许也主张先解除对基督教的限制，然后再来谈条约修改的问题，但是这类保证超出了使团的权力。无法修改条约这点令人极为失望，但事实上使团出色地完成了原来的任务。假如他们没有更大的野心——要修改条约——就不会浪费几个月的时间等伊藤和大久保从东京回来，也就没有人会质疑他们的成功了。无论如何，这些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认识了西方，而这种认识是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他们有幸观察了繁荣和乐观时期的西方各国，他们可以将这些知识——不论是先进的机器、政治或者仅仅是欧洲人待人接物的礼仪——应用于日本。从这个角度看，岩仓使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天皇和全体日本人民将分享他们通过漫长航程带回的硕果。书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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