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中高丽燕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王正中（—），男，安徽无为人，文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高丽燕(—)，女，浙江萧山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摘要]当代科幻影视建构了一系列双性同体的后人类女性形象，她们在拥有女性的容貌、身体和思想感情的同时，还通过技术获得与男性同等的身体力量。这种双性同体的后人类女性形象主要有原生女性、意识女性和技术女性三种类型，而这些女性形象无不是在技术的介入下形成的。实际上，技术塑造了人类的性别观念：传统的工业技术加强了男权对女性的控制，新媒体数字技术有助于女性从男权控制中获得解放，而后人类技术则通过增强女性的身体力量，消除了男权主义的生理基础和社会根源。

[关键词]双性同体；后人类；技术；女性主义

“双性同体”是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基督教中，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类亚当即是一个双性同体的形象。在经过上帝之手将女性夏娃从男性亚当身体中分离开以来，女性一直处于屈从男性的地位。然而，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消费文化以及视觉文化的兴盛，在当今众多的科幻影视中，却共同有意无意地塑造一系列新型女性超级英雄的形象，重新将男性与女性融为一体，如《生化危机》()中的艾丽丝、《超体》()中的露西、《女超人》()中的卡拉、《机械姬》()中的艾娃、《攻壳机动队》()中的草薙素子、《蚁人2：黄蜂女现身》()中的霍普、《阿丽塔：战斗天使》()中的阿丽塔以及《终结者：黑暗命运》()中的格蕾丝，等等。她们的共同特点在于拥有女性的容貌、身体及思想感情的同时，拥有乃至超越男性的体力。在西方文化中，女性主义(Feminism)主要批判的对象是男权主义(Masculism)，而这种男权恰是建基于男性肌肉(Muscle)力量之上的。科幻影视中的后人类女性形象，通过人类科技赋予女性身体以男性的力量，从而将女性的慈爱与男性的力量融合为一体，建构一种双性同体的新女性形象。

“双性同体”作为女性主义的术语，最早由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年出版的《自己的一间屋子》中，借用柯勒律治的话“伟大的脑子应是雌雄同体的”而提出的。伍尔夫认为优秀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应是双性的，既有男性特质也有女性特质，从而可以成功地塑造出不同性别的人物形象，她认为“雌雄同体的脑子是能引起共鸣的、可渗透的，它能没有障碍地传达情感，它天生是具有创造性的、光辉绚丽的、未被分开的”。[1]伍尔夫的本意在于说明文学创作中的作家应是双重性别的，来为其创作服务。而双性同体经过女性主义学者的改造和发展，由创作中的作家逐渐转变为作品中的人物和理想的性别状态。在卡罗琳·海尔布伦(CarolynHeilbrun)看来，双性同体意味着男女性别精神的融合，她认为“双性同体表明的是性别之间调和的精神，它还进一步表明一个向个体开放的经验范围，女人可以是好斗的，而男人则也可以是温柔的；它暗示着一个人类可以不考虑行为规范或风俗而选择他们位置的范围”。[2]由此可见，双性同体是海尔布伦所倡导的一种理想的性别。因此，在女性主义看来，双性同体是一种双重性别在精神与肉体方面的融合，代表的是一种理想的性别状态。而这种双性同体的女性形象则在后人类的科幻影视中得到格外鲜明、生动的表现。

科幻影视中的女性超级英雄形象，既有柔弱、爱等女性特征，又具有刚强、坚韧等男性特征。女性因生理特性使然在身体方面先天具有柔弱的特点。在电影《阿丽塔》中，阿丽塔是一个由人类的大脑和机械身躯合成的赛博人。其刚出场时由依德给她装上自己女儿的合成身体，给人一种女性自身的娇嫩和柔弱感，电影中也着重表现了她娇小、柔弱的身躯。然而，柔弱却并不意味着软弱。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阿丽塔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在与合成巨人格鲁依什卡的战斗过程中，即使身体都已经被肢解，在只剩一只独臂的情况下，也用仅剩下的独臂刺瞎格鲁依什卡的眼睛，这表现出阿丽塔惊人的战斗力。在众多的以女性形象为主角的传统影视中，身体柔弱与精神的坚强是其共同的表现对象，而后人类影视中的女性形象则不同，在科技的帮助下，这种坚强则通过身体和精神两大层面共同地展现出来。爱，是女性的本能。这种爱既有亲人之爱、男女之爱，也有朋友之爱。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对爱的消解则受到女性的普遍拒斥。科幻影视中的后人类女性形象则普遍拒斥消解人类生命之爱的行为。进而，这类后人类女性普遍由对人的爱转向对破坏人之爱力量的抵抗。在《阿丽塔》中，阿丽塔为了雨果的梦想宁愿将自己最宝贵的“心”交给恋人雨果，表现了对爱纯真、无私的奉献；而当“父亲”依德遭受欺凌的时候，一种亲情之爱则激起阿丽塔强大的战斗力。

当代科幻影视塑造了众多的后人类女性形象，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增强女性的生理机能，使其在拥有一般女性特质的同时赋予其男性的体能。这种双性同体的后人类女性形象，实际上是在科技文化、消费文化和视觉文化等文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后人类是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下所出现的一种新的人类生存状态。因此，后人类与科幻小说具有内在的天然联系。在众多的后人类定义中，无不突出科技对人类有机体的改造，威廉·哈尼(WilliamS.HaneyII)认为“后人类主义设想一种生物—机械共生体，来促进由人工加强我们的心理和生理能力的延伸”。[3]国内学者张之沧同样认为后人类社会中的“人再也不是纯粹的自然人或生物人，而是经过技术加工或电子化、信息化作用形成的一种‘人工人’。他是一种将人造器官、人造物件或电子软件和人的自然肉体有机结合的人—物系统或人—机系统”。[4]因此，科技的发展是形成后人类的主要原因，这也是科技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然而，科技文化的影响却未必会产生女性形象。事实上，在众多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形象却主要是男性，如《终结者》《黑客帝国》《钢铁侠》《蜘蛛侠》《蝙蝠侠》《复仇者联盟》等影片中的后人类形象。这种男性后人类形象，在没有女性后人类的前提下，实际上加强了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强化了男权主义。因此，这种男性的超级英雄，一方面，强化男权主义认同，引起女性主义的拒斥；另一方面，也无法满足男性观众对女性身体的窥视欲望。而消费文化和视觉文化的联合则决定着科幻影视中后人类形象普遍女性化。消费文化认为观众的需求决定着影像的生产。而在视觉文化下，女性超级英雄形象以男性打斗的方式将性征突出的女性身体暴露在影视屏幕上，这种双性同体的后人类女性形象同时满足了男性的暴力美学趣味和对女性身体的窥视欲望。因此，塑造女性的超级英雄则是扩大影视消费市场的必然选择。而科技的发展也不仅取消了人类劳动对身体的依赖，造成男性对女性的先天优势的丧失，进而唤起女性自我的独立意识。在此背景下所发展的女性主义运动，则进一步推动了后人类女性形象的发展。女性主义对男权社会的批判，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而技术的发展则消解了男性的先天优势，使男女平等成为可能。因此，女性与技术的结合塑造后人类形象则成为女性与男性共同的文化选择。

科幻影视中的后人类女性形象事实上并非自然的人类性别，而是技术对人类性别的修正。换言之，后人类影视中的女性超级英雄折射出的正是技术对人类性别观念的影响。按照技术对女性肉身的改变程度可以分为三种后人类女性形象，即原生女性、意识女性和技术女性。原生女性是在保持女性自然生理性别的同时，通过技术增强女性身体的能力，使其拥有甚至超过男性身体的能力；意识女性是在保留人类大脑或意识的前提下，肉身已经完全被技术化身体所取代；而技术女性则是人类通过技术所创造的生命，非人类生命本身，这种技术生命的性别则是对人类性别的模仿。

原生女性虽然通过技术增强了女性身体的能力，使女性拥有和男性同样的身体能力，但在生理上女性的性别并未改变。《生化危机》中的艾丽丝在感染T病毒后，由于自身身体产生抗体而获得强大的力量，但其生理性别并未发生变化。同样，《蚁人2：黄蜂女现身》中的霍普，借助蚁人战服获得了和男性斯科特·朗同样的能力。这两部电影同样都是以女性作为主角，并因科技的成果而增强了身体能力，但这种身体能力的增强却并未改变她们的生理性别，仍然保持着女性的原生性别。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身体能力的获得，对女性的性别观念却产生重要影响。如在《生化危机》中，保护伞公司实际上是男权的象征，不仅公司的高层多由男性构成，而且其所研制的生化武器更是男性力量的表征。而艾丽丝则通过自身的强大能力，以女性爱的本能抵抗并击败作为男权象征的保护伞公司。事实上，传统性别观念的形成，正是基于男女身体能力的差异。而后人类女性形象，在技术增强肉身能力的条件下，女性身体获得了超越男性的力量，这也就颠覆了传统两性差异的基础。从而使得后人类的女性形象成为一种双性同体的新性别，一种理想的性别。

意识女性是一种将人类意识寄存于技术躯体之中所保留的女性意识，是一种失去自然生理性别之后的意识性别。《攻壳机动队》中的草薙素子，是将人类大脑与生化躯体有机结合的生化人，她的身体已不再是人类的肉身，而是一种技术躯体，正如草薙素子在影片结尾所言“我的心灵是人类的，而我的身体却是人工制造的”。换言之，草薙素子失去了作为人类性别的生理基础。因此，草薙素子的性别观念，实际上仅仅是脑海中的记忆，而身体已经成为一个无性的技术躯体。然而，这种作为人类的女性记忆却塑造着她的正义观念，即抵抗邪恶、保护弱小。而在影片《阿丽塔》中，阿丽塔也是由人类大脑与生化有机体融合的赛博人，同样失去了作为人类肉身的自然性别，性别仅仅是保留在其脑海中的记忆，是一种意识性别。技术的肉身赋予阿丽塔以强大的战斗力，但随着技术取代人类肉身，性别已经失去其生理基础，而仅仅成为一种性别意识。尽管在电影中，阿丽塔也与街头少年雨果产生了感情，阿丽塔甚至为了雨果的梦想，宁愿将自己最宝贵的人工心脏交给雨果，但阿丽塔实际上是一个仅仅保留了女性意识的无性人，她和雨果之间的感情也仅仅局限在精神恋爱的范围内。因此，后人类的意识女性同样是双性同体的，即拥有女性的意识和作为男性的技术身体。

后人类女性形象在原生女性和意识女性之外，还存在一种由技术自身产生生命的性别，即技术女性。技术女性并非指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女性性别，技术本身并无性别，而是在人造生命中，人如上帝一样赋予自己的创造物以自身的特性，从而赋予人造生命以女性性别。这种人造生命所具有的女性性别，即是技术女性。这种技术生命的性别，对于技术生命本身而言，并无实际意义，技术生命依靠人类技术而非性别繁衍。事实上，技术生命的性别总是与人类性别相对而言，是人类赋予技术生命以性别。电影《银翼杀手》描述了人类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复制人来为人类服务，这些复制人具有人类的外形、性别和智慧。同样，《机械姬》也再现了人造生命的女性形象，亿万富翁内森创造了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造生命艾娃，并赋予艾娃以女性的形象。这类技术生命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并非人类女性。因此，当这些技术生命的女性与人类产生感情时，就产生了伦理问题，如《银翼杀手》中捕杀复制人的杀手戴克爱上了复制人瑞秋，以及《机械姬》中的艾娃为了逃跑却以自身的女性形象骗取迦勒的信任等。这种技术女性性别同样是一种双性同体的女性形象，因为她不仅拥有人类所赋予的女性躯体，还具有技术所赋予的男性力量。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科幻影视中的后人类女性形象主要是在技术对女性身体的干预下形成的。实际上，后人类的产生正是在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因此，技术是分析后人类性别观念的一个核心范畴。那么，技术与性别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技术在后人类性别关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以及技术对传统男女性别二元对立中的权力关系又有哪些影响？

技术对性别的影响通常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技术本质上强化了男权对女性的控制。辛西娅·科伯恩(CynthiaCockburn)认为男性拥有的技术能力是女性所缺乏的，这实际上是“男性对女性身体控制的延伸”。[5]朱迪·瓦克曼(JudyWajcman)同样认为“传统的技术概念非常不利于女性”[6]，技术与男性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共谋下达成一体化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技术有利于女性从男权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里所指的技术主要是新媒体数字技术。赛迪·普兰特(SadiePlant)认为赛博空间有助于女性的自我确认。[7]而芭芭拉·克里德(BarbaraCreed)将新媒体称为媒介母体(MediaMatrix)，并认为媒介母体将会促成全球自我(GlobalSelf)的形成，这种“全球自我并不将他人看成一种传统的对立关系，如男人/女人、白人/黑人、异性恋/同性恋、全球/地方。更准确地说，全球自我的身份是多重的、流动的、可塑的和多性别的”。[8]换言之，通过新媒介技术将会形成新的全球身份，进而超越传统的性别身份，帮助女性争取自身的政治地位。第三种观点认为技术是双性同体的或者说是中立的，对女性而言不存在好坏之分。玛格丽特·摩尔斯(MargaretMorse)认为赛博空间是“双性同体”的，可分为内部性别和外部性别：从外部看赛博空间是男性的，强调的是对“虚拟环境的控制”；而从内部看赛博空间则是女性的，用户在赛博空间中“就如胎儿在女性的子宫中一样”。[9]而金姆·托福莱蒂(KimToffoletti)则在鲍德里亚仿真理论的基础上，认为“技术是一个中立的工具”[10]。

这三种技术对性别影响的不同观点，实际上主要讨论的是两种技术，即传统的工业技术和新媒体数字技术。传统的工业技术主要应用于男性体力活动领域，在客观上增强了男性在生产劳动中的能力。因此，被女性主义认为加强了男权对女性的控制，女性活动空间被进一步挤压。而新媒体数字技术则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类由现实的生活扩展到赛博空间的“数字化生存”[11]。女性和男性平等地使用着该技术，“赛博空间和因特网提供给女人一个和男人同等的获取信息的途径”。[12]在数字技术的赛博空间中，女性与男性处于同等的地位，双方性别并无各自的独特优势。所以，数字技术客观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而被女性主义认为有助于女性从男权主义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然而，数字技术虽然客观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使得女性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教育、研究、职业提升、娱乐等权益，但在身体力量上女性仍然处于弱势。因此，数字技术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传统父权制社会的根源。而由于新媒体数字技术客观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因此第三种观点认为技术是双性同体或中性的则并不适用新媒体数字技术或赛博空间技术。实际上，第三种观点涉及的是一种新的与传统工业技术和新媒体数字技术都不同的技术，即以脑机连接(Brain-